论日本积极和平主义的实质

安倍政府在国际社会宣扬所谓"积极和平主义",表面上是在国际社会建构日本式的普世价值观,本质上却是在理论上与道义上编织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工具,扩大共同防范中国的盟友,并促使地区及国际体系变革朝向有利于日本发展的方向转移。与此同时,安倍政府以军事扩张为主要切入口,意图缓和复杂多变的国内矛盾,扭转日本衰颓的长期趋势,并修正日美关系的部分非对称性,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和平主义是虚伪的,充满保守主义与扩张主义的显著特征。在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遮掩下,安倍政府急于突破以和平宪法和日美同盟条约为代表的、限制日本军事扩张的内外部制度束缚,并在硬件和软件上积极扩充军备,为日本军事的"走出去"搭建牢固平台。此外,安倍政府还向国内民众灌输保守主义思想,营造有利于日本军事扩张的整体右倾社会环境。     

从地区秩序构建看日本的新安保法案

2015年是日本的国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一年。在安倍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日本制定了新的安保法制体系。该体系以所谓"积极和平主义"为核心,将日本被动的专守防卫变为积极进取型防卫,使日本成为影响地区乃至全球秩序走向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力量。由于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是以历史修正主义为思想根基,新安保法案彻底颠覆了日本和平国家的基本架构,不仅使日本自身成为地区秩序中的不确定因素,也使日美军事同盟变得更具有危险性。     

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共享安全”的理论渊源

"共享安全"理论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有益探讨。"共享安全"理论具有充分的历史哲学依据,《周易》中"保合太和""协和万邦"的思想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阴阳协调、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儒家哲学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以"共建""共存"和"共享"为核心的安全观;而践行中庸之道,则成为"共享安全"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和平、和谐与合作安全的政治思想基础。东亚传统的安全体制体现了东亚国家在安全利益上的"共依""共存""共建"和"共享",从而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东亚史上传统的安全和外交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的安全政策进一步为"共享安全"理论提供了安全和外交实践,其中作为"共享安全"实践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准绳和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存""共建"和"共享"安全的和平主义战略价值趋向。     

战后日本"和平主义思想"的演变及其特点

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想"具有特殊的内涵和特点,它对战后日本发展道路的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60年代的"现实主义和平论"和70年代的"安保效用论"使建立在"和平四原则"基础上的"和平主义思想"发生蜕变,而90年代以来的修宪思潮更使"和平主义思想"受到极大冲击,使之面临严峻挑战.     

日本的防卫政策

二战后,日本根据和平宪法的相关规定,实行“专守防卫”的战略方针,并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国防支柱,向国际社会承诺“不做军事大国”,防卫力量的发展“保持在自卫的范围内”。然而,近几年来由于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和平主义思潮逐渐被新保守主义所取代,扩充军备、自强自卫的呼声高涨,一些基本防卫政策已名存实亡。日本军费每年高达近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日美同盟重新定位,军事合作层次提高;日本在地区安全合作与对话中积极主动,极欲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导;根据2000年12月出台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表明日本正在迈出扩军的步伐。     

安倍政府的安保战略:目标、路径及前景

安倍政府奉行积极主动的安保战略,目标是建设"自立"、"强大"的日本;构筑平等、双向的日美同盟关系;在"积极和平主义"的幌子下,为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日本从内外两个维度实施该战略,对内推进以修改和制定安保法制为核心的"软件"建设,强化以自卫队防卫能力建设为核心的"硬件"建设;对外强化安保外交,推动军事安全关系多元化,重视自卫队硬实力的"软"运用.日本主动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借用朝核危机和"中国威胁"延长日本战略机遇期,将部分达成"强大日本"的目标.但在国内外诸多力量要素的牵制下,日本将不可能达成自主制宪或修宪且摆脱对美单向依赖的"自立"目标,也无力成为地区和国际事务的"积极"塑造者.安倍执政下的日本仍将以现有矛盾和争端为着力点,不时主动制造、煽动地区紧张局势,为其积极主动的安保战略服务.     

美日同盟中的自主——安全交易研究

美日同盟在自主-安全交易基础上建立,之后由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日的自主与安全诉求也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双方不断通过自主-安全交易协调利益。联盟成员的实力是自变量,其引起成员国自主、安全选择的变化为因变量,以此为基础,本文预设了美日联盟中自主-安全交易的三个问题假设:(1)日本自主扩张倾向明显,"挑战"自主-安全交易;(2)美国纵容日本自主扩张,"调节"自主-安全交易;(3)利益重合性是联盟自主-安全交易的基础。本文对这些假设进行了验证,总结出了非对称性联盟内国家自主-安全交易的一般逻辑。美日同盟得以不断调整并深化发展的原因不仅仅是美日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选择,更是美日之间互动交易的结果,美日通过自主-安全交易各取所需。     

日美强化同盟关系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5年4月最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使日美同盟的合作机制更为明晰,合作空间更为拓展,合作内容更为广泛。经过此次修订,日美同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由传统安全合作同盟变为全方位安全合作同盟,由区域性同盟变为全球性同盟,由从属型同盟变为更加平等互助的同盟,由防御性同盟变为更具进攻性的同盟。应对中国崛起已成为日美同盟的基本战略目标,不断强化的日美同盟将给中国周边安全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日本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研究

为应对所谓日本周边安全环境严峻局面,消除对日本的威胁,确保国家和国民的安全,日本政府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政策。日本相继完善了实施该政策的基础,包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等。但日本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的实施,主要受到经济和政治的制约,尤其在消费税增加后,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缺失实施该政策的经济基础。同时,尽管在内阁决议中指出了修改日本安保法制以适度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基本方向,但由于党派意见不一及国民反对,国会审议完成这些安保法制的修订工作之路并不平坦。所以,积极和平主义政策前景依然迷茫。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结构特征与历史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日美两国以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形式对日美同盟安保体制进行大幅调整。此次"指针"的修订过程反映了日美双方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战略考虑,其中的中国因素尤为突出。回溯历次"指针"修订过程,可以梳理出日美同盟演变的历史逻辑,预测其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对地区、国际安全环境的影响。     

布什与小泉政府时期的美日军事同盟

20 0 1年美国布什总统与日本小泉首相相继上任。美日双边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具体表现在“集体自卫权”的行使与“有事法制”的立法上。由美国全力推动、日本积极响应的美日同盟得到进一步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的进一步强化 ,造成无法克服的一种“安全困境”。如何通过多方的合作 ,实现共同安全 ,是冷战结束以来摆在各国面前的新课题。“合作安全”作为一种新的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美日同盟新空域:网络及太空合作

美日在网络及太空等新空域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互动。美日在网络空间的合作由关注经济向关注国家安全过渡,表现出起点高、跨机构、机制化、功能明确等鲜明特点。美日太空合作其趋势是合作内容由简单向复杂演化,合作领域由民用向安全深入,合作对象由双边向多边拓展。美日太空合作与网络空间合作相比,表现出起步早、近期提速快等特征。目前,美日网络合作与太空合作出现战略设计、机构协作以及机制推进的同步化。美日欲打造"网络同盟"、"太空同盟",还需要面临战略设计、法律界定、技术合作以及互信确立等方面的挑战。同时,美日在新领域迅疾而富有特色的合作,迫使我们不得不审慎地思考网络与太空安全议题。     

美日安全合作:从地区走向全球

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亚太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已然意识到原有的同盟框架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为此,美日通过制订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然而,美日安全合作同时也面临着质疑与否定,在美日两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美日同盟的争论。未来美日安全合作将如何发展,不仅取决于日本的安全感知,更取决于美国在国内国际新形势下将会采取的战略。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以贯之的对日负面认知,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特朗普的对日政策不抱期待。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并不会撤走驻日美军,更不会让美日同盟解体,同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其反对的是无法贯彻其意志的自由贸易。因此,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中,其特有的个性和自信,将会使未来美国的对日政策打上"特式"烙印,这为美日关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美日同盟可能面临新的危机。     

“中美日安全形势与对策”研讨会在京举行

<正>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而紧张升级,美日同盟出现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中国国家周边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中美的深层次博弈也已经展开。在此背景下,2012年11月3日,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与《国际关系学院学报》编辑部举办了国际关系学院第12届国家安全论坛——"中美日安全形势与对策"学术研讨会。     

日本新安保法对日美同盟的双重影响

日本新安保法是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制度依据,在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同时,也对日美同盟的走向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新安保法为增扩日美同盟的行动范围和功能提供法律支撑,使其成为落实日美安全战略理念的平台和亚太安全网络体系的核心;另一方面,日美因各自战略利益及对国际安全干预的成本承受能力等不同,两国在同盟框架内出现错位和互不协调。新安保法可能会在盟国、国民和地区他国三个层面削弱日美同盟的依托基础。日本新安保法无益于地区安全,也无助于维护地区势力均衡,却可能会成为地区冲突的推进器。     

美国军事介入钓鱼岛将面临两难困境

2010年9月"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导致中日关系严重恶化,一度紧张.美国一面表示希望中日通过对话解决撞船事件;一面向日方承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在军事上加强美日合作.2010年末,日本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把防卫重点转向包括钓鱼岛的西南诸岛,并企图进一步借助美国牵制中国.综合各方因素看,未来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卷入钓鱼岛争议,必将使美国面临两难的战略选择.     

日美"2+2"会议文件与日美同盟转型

2007年5月,日美举行外长与防长"2 2"会议,发表《同盟的变革:日美安全及防卫合作进展》共同文件。该文件赋予日美同盟新的内涵,确认了几年来同盟转型的成果,详细说明了日美如何联合运用导弹防御系统为"提高整体威慑力"服务,并指明同盟的未来方向及重点。其中还有部分表述涉及中国,由此可以预料,该共同文件的落实必将对中国产生影响。     

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剖析

在美国深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大力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立法进程、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等背景下,日美两国于2013年10月正式开始了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工作。经过"日美防卫合作小委员"(SDC)的具体运作、日美首脑及防务与外交高官的宏观推进后,"新指针"于2015年4月27日正式出台。与1997年版指针相比,新指针取消了"日本周边"这一地理限制,突出了日美防卫合作的"全球性质";打破了原有的"三种事态"划分方法,强调了日美防卫合作的"无缝"体制;还增加了太空与网络空间等领域的合作内容。新指针的出台必将促进日美防卫合作的一体化进程,推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相关立法工作,并增强对中国的遏制态势。     

从《跨大西洋联盟的革新》报告看美欧关系

<面对不确定世界的宏伟战略--跨大西洋联盟的革新>报告以维护美欧安全、保持美欧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为出发点,分析了美欧在"9·11"后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并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改革及未来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报告"预示了美欧关系调整的重点与方向:美欧在安全领域的协调将进一步加强;北约的改造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美欧互动的重点;跨大西洋联盟将重新定位.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菲安全合作及其前景

特朗普执政以来,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加强与传统盟国菲律宾的安全合作是实施该战略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注重与菲律宾的安全合作,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美菲防务协议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美国对菲律宾持续提供军事援助;美菲联合军事演习不断升级,尤其是海上安全合作不断深化。上述表现既是美国为实施"印太战略",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客观需求,也是基于美菲双方对于反恐以及海洋问题等多重因素的战略考量。目前,就美菲安全合作的发展态势来分析,未来美菲安全合作会继续得以维系,但因菲律宾在经济上对中美存在"双元依赖",美菲对华战略分歧,以及"美国优先"执政理念的利己主义色彩严重,导致美菲安全合作面临的制约因素增多。对此,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处理好与菲律宾的关系,化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