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的“天命”及其现实主义对华政策——也谈安倍新内阁的对华政策

由于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对华贸易是日本对外贸易的支柱。新中国成立后，东西两大阵营尖锐对立之下，新中国“一边倒”向苏联，日本则“一边倒”向美国。以“贸易立国”为重要国策的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立场，无论首相如何更迭，搁置政治对立、促进经贸交流的“现实主义”都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后冷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仍然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安倍新内阁将以怎样的态度处理困境中的中日关系，安倍此次上台的“天命”又是什么，关系着中日关系今后的走向：     

冷战后日本新保守势力的崛起及日本政治的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后，随着保革对立的“1955年体制”的终结，以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等为代表的新保守势力迅速崛起。新保守势力主张实行“新保守主义革命”，在历史观、修改宪法等方面持强硬态度，并加快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迈进。日本新保守势力的崛起对日本政治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增加了日本政治发展的不可预料性。但由于美国等因素的存在，日本政治不会因而走向极右。     

论“联俄制日”外交的形成及其对《中俄密约》的影响

19世纪末，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鸿章等人秉承“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采取了“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华利益冲突，使之彼此制约，以达到抵制日本侵略、保护自己的目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联俄制日”不仅没有达到“制日”的目的，反而被俄所利用，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为俄国扩大对华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战前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国体明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国体”是战前日本的民族主义的重要保证和推动力量，因此亦可称之为“国体民族主义”。与“国体”的结合，体现了日本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本文即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体现——1935年的“国体明征运动”为例，指出“国体”意识形态作为共同体的一种防御机制，其作用不在于是什么，而是在于它的绝对价值特征可以用来确保民族认同、统合民众。于是每当体制有动摇之虞时就出现国体论的高潮，在这个意义上，“国体”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结构性的。     

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与政府开发援助

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指出：战后日本外交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经济中心主义”，无论是内政，还是对外政策的实施或是外交行为的目的，都以国家经济的恢复增长和繁荣作为最主要的目标，都带有极为强烈的经济色彩和功利动因，可以说是一般性政治外交的经济化。而“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战略，又决定了日本对外援助政策以“经济开发”为基本特征的原则方针和行为方式 。     

战前日本研究华侨的历史概观

日本的华侨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地域上说，首先是从研究东南亚的华侨开始的；从内容上看，最初是从调研华侨一般状况入手的；以目的而论，当时主要是为了搜集中国和东南亚的情报，以配合侵略中国和“南进”的需要而开展起来的研究。自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产业革命迅速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已成为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与此同时，日本不断提出海外殖民扩张的要求，发动侵略战争，占领朝鲜、台湾，并显露争霸太平洋的野心。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已有一些“思想家”主张“海外雄飞”、“…     

东亚人口的高龄化

在考虑日本的将来时，“少子、高龄化”和“人口减少”已经是不可缺少的关键词。但是，“少子、高龄化”并非仅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发生，这种现象在取得显著发展的东亚也有同样的进展。可以预计，今后东亚的高龄化将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进展下去。     

日本右翼思潮的文化背景浅析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政治右倾化加剧，“和平主义”主流思潮趋弱，右翼思潮泛起。日本国内经常有一些政要学者散布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奇谈怪论，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侵略有理”论、“东京审判非法”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等等，美化侵略历史，把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为求生存、解放殖民地”、“拯救亚洲人民的圣地”，     

金融危机与日本业内规制演进分析

日本金融市场上历次出现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日本金融规制体系存在的问题，也影响了金融业规制政策的重点和发展方向。1927年昭和银行危机后实施的对策为“护送舰队”式规制提供了前提。日本的泡沫经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规制产生了影响，2007年由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影响了日本金融业规制的发展。日本金融业规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从限制竞争的“事前规制”演进到注重健全经营的“事后规制”，目前正向“事前规制”与“事后规制”相结合的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的的保护性规制体系演进。     

论冷战后日本与东北亚国家发展关系的“涟漪模式”

冷战后，日本与东北亚诸国的关系由以往单一倒向美国的“台球模式”转变为一种以日本为圆心，以与东北亚其他国家亲疏远近关系不同为半径的同心圆模式。由于这种模式的样式颇似水中涟漪，故可称为“涟漪模式”。该模式的形成主要源自历史、地缘、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近年来日本及东北亚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演变也可以使我们梳理出这种模式未来发展的一些基本脉络。     

吉林沦陷与吉林伪政权建立评析

日本选择在1931年进攻中国东北地区是经过缜密考虑的。“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的国际国内形势给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熙洽为代表的吉林地方当局对日本采取了妥协和投降路线，以及“国联”的偏袒，日本侵略者在很短时间内毫无阻碍地占领了东北全境，建立了“满洲国”。“满洲国”政府是日本推行殖民统治的有效工具，而一心想复辟大清的溥仪只是日本的一个傀儡。     

“内”与“外”：解读日本文化的钥匙

日本人“内外有别”的这一价值取向在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内”与“外”这一组“位”概念贯穿于所有日本文化特征中，其在建筑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上的表现和内涵可为我们解析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和日本社会结构提供重要的线索。可以说，“内”与“外”的对比意识为日本民族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是剖析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社会结构的重要和有效的切入口，因此可以视之为解读日本文化的钥匙。     

伪满协和会对东北农村的殖民统治

协和会是在关东军操纵和控制下的对东北人民进行思想奴化教育的政治团体。其本质是打着“民族协和”的招牌，行民族离间和种族灭绝之实。协和会在维护日本殖民统治过程中，进行了大量反动活动。在东北农村主要以“随军宣抚”、搜集情报、反共防共、插手基层政权、“国民动员”，奴役、毒害青少年等活动为工作重点。它不仅是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工具，而且还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对外侵略的别动队组织。     

国内战争时期苏俄远东与日本之间的渔业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协约国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进行了武装干涉。日本利用出兵苏俄远东之机，大肆攫取经济利益，其中包括掠夺远东渔业资源。日本渔业主以武力为后盾在苏俄远东水域进行所谓“自治”捕鱼。苏俄和远东共和国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干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最终迫使日本从苏俄远东撤军，取谛了“自治”捕鱼。     

侵华日军中“笔部队”的“文学报国”

在日本文学史上，有一批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高唱赞歌、涂脂打气；为日本国民战争狂热鼓噪喧嚣、推波助澜；为天皇笔战、为天皇献身的法西斯作家——“笔部队”。他们包括长期在军队服役并直接参与作战的“军人作家”；受日本内阁情报派遣到侵华前线体验战争的“从军作家”及受报社、杂志社派遣或自愿赶赴前线的“民兵”。“笔部队”的这些作家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扭曲的“大亚洲主义”和狭隘的“文学报国”思想支配下，本着“吾为君书，吾为君亡”的精神，心甘情愿地投身于侵略战争。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道路的选择上，走出了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日本式道路”。这种“日本式道路”的理论依据是经济学教授小岛清提出的“小岛模型”，它使日本成为投资大国，这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四个阶段中可以得到证明。本文在分析了“日本式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证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据此提出了对我国有益的启示，即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重视和发展科学技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的投资对象、发达国家作为补充     

牛岛春子与“满洲”

日本侵华时期，大批日本左翼转向作家，迫于各种缘由来到中国东北，在殖民主义政权猖獗之时，他们在文坛上留下了众多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标识”。牛岛春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她以一个“满洲国”官僚太太的身份目睹了“满洲”殖民政权的衰微，又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纤细笔触诠释了统治民族眼中的异地异风异人。本文力求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揭示“左翼转向作家”牛岛春子笔下的“民族协和”景象，以资为剖析日本殖民主义政权的侵略政策提供一个历史的昭示。     

日本助推“雁阵模式”的主要做法与启示

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实现经济“起飞”后,开始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后者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又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东盟国家,并以此形成了以日本为雁首、“四小龙”为雁翼、东盟为雁尾的所谓“雁阵模式”,成功实现了本国产业升级,同时也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产业分工体系.“雁阵模式”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和日本在东亚的产业领先优势,但日本政府所起的助推作用也功不可没.     

转型中的日本太空政策

2008年5月9日，日本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宇宙基本法》草案，该法案40年来首次打破了日本宇宙开发奉行的“非军事”原则，为日本在太空领域开发本国的“防卫性”军事技术打开了大门。随后，5月21日，日本参议院也通过了该法案。8月27日，该法案开始正式实施；同日，作为基本法的主要负责机关“日本宇宙开发战略本部”也正式成立。该法案的通过以及相关机构的设立标志着日本太空政策的重大转型，同时也将对自卫队建设、日本“正常国家”身份以及“修宪”等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大学生的日本观——日本“3·11”大地震后对武汉地区大学生的问卷调查

本文以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为契机，通过对武汉市8所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了解中国大学生的日本观，以及对“3·11”地震前后中日关系相关热点问题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对日本的基本认知和印象普遍比较负面。不过，自日本“3·11”大地震以来，中国大学生对日本的评价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正面评价和感性认识较以前增多。此外，中国大学生对当前及未来中日关系的看法比较一致，对中国对日政策官方表述的认同感有选择性，其标准就是国家利益，这反映出当代中国大学生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