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     

俄罗斯军事安全面临的威胁及其防范措施

军事安全在传统安全观中占据核心位置。军事安全或国防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传统国家安全范畴,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亦是一国维护自身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后冷战时期,俄罗斯军事安全面临着各种威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俄罗斯越来越重视国家军事安全问题,关注军队的建设和改革,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来维护本国的军事安全。     

美国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

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界定了本国的核心战略意图，并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及其实践。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策略手段信念与安全战略动员，能够塑造国家安全战略实践的政治过程。领导人所受结构约束的程度与战略情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其国家安全战略塑造能力的重要因素。拜登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持有负向认知，将国家安全威胁来源主要界定为“挑战现状”大国与全球安全议题，并因此力图实现美国在安全、经贸与价值观维度优先的目标，进而倾向于采取低安全议题、价值观外交以及后发制人式与多边合作式的安全战略手段。拜登不仅在战略议程设置和安全团队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而且当前美国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也确保其得以高效输出自身的战略理念。通过将拜登对俄罗斯、中国的安全信念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进行匹配，可以验证领导人塑造安全战略能力的推论。系统分析拜登总统的安全观，并对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现状与趋势以及思考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启示意义。     

中亚国家语言安全问题探析

2021年是中亚五国独立30周年.独立以来,中亚国家一贯坚持构建和强化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统一的语言生态被政治精英视为国家凝聚力的体现,各国政府大力调整语言规划,赋予主体民族语言国语地位,扩大主体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重塑国家语言权力地位格局.语言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价值愈发凸显,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进入了更多研究者的视野.中亚地区语言实践表明,语言活力代表国家文化风貌,生存兴亡事关民族文化安危;语言使用标记身份特性,争夺身份权益威胁社会稳定;语言应用保障信息资源流动,语言能力建设维护安全战略利益.     

“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

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更迭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全问题在国家间交往中被关注的程度愈益加深，新的地缘环境和国际背景催生了“泛安全化”倾向。近年来，以地缘热点问题为中心，东亚地缘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南海问题博弈加剧、朝鲜半岛安全威胁增大、域内领土争端难以解决、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提速、台海两岸关系微妙紧张起来、域外国家频繁插手东亚事务等，致使整个东亚地区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泛安全化”的不良倾向。这种状况在影响东亚地缘格局走势的同时，也给该地区带来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地缘安全风险，并触及敏感的军备安全问题。从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军费及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目前东亚部分国家军备发展状况相对合理。不过，由于域内复杂多样化的不确定因素、域外势力介入的不可测性以及东亚军备安全的整体庞杂和结构复杂的突出状况，致使整个地区的军备安全前景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东亚国家应开展“去安全化”的新型地区合作，推动建立地区性的军备安全风险管控机制，构建新型军备发展与军备安全关系，共同增进东亚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白俄罗斯边界及其安全防控研究

白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之后成为独立国家以来,在继承和改组原苏联时期遗留在其国内的边防武装力量的基础上,陆续与周边国家签订了有关边界的条约,划定了与邻国的边界。为贯彻落实《白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切实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应对边境地区出现的威胁国家与边界安全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白俄罗斯政府通过适时分析国家边境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态势,通过改组和加强边防机构体系,制定和颁布有关边界和边防部队法律,加强边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边界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有力地维护了本国的边境安全利益。     

转型期俄罗斯的环境安全政策

环境问题在客观上对俄罗斯国家形成了威胁，主观上俄罗斯已经把环境问题确认为安全问题，环境安全已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强环境立法、改革环境管理体制、实施生态鉴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俄罗斯有效地减少了国内环境问题造成的安全威胁；对于外部因素造成的环境威胁，俄罗斯通过国际环境安全机制，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环境合作。     

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在参与中东传统安全治理、化解地区冲突方面,中国始终推动对话协商,致力于公正合理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筑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集体安全架构。在改善地区安全环境方面,中国抓住中东地区主要安全矛盾,顺应地区国家寻求缓和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取得了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的重大成果。在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共同安全破解独享安全、以综合安全破解分割安全、以合作安全破解竞争安全等理念和经验,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俄罗斯科技安全面临的威胁及其防范措施分析

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非传统国家安全范畴,在国家非传统安全中占据重要位置。科技是确保国家安全的物质保证,是一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俄罗斯越来越重视国家科技安全问题,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维护本国的科技安全,从而维护国家安全。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For Whom the Discourse Shif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pril 2007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debate on the security dimensions of a changing climate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Specifically, our analysis focuses on whether and how security concerns have been addressed in pa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ebat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considers whether the Security Council debate, which emphasized the threat of climate-related conflict, reflects a discursive shift. We elaborate on two general discour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which we call environmental conflict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 Using content and discourse analysis, we demonstrate that both the historical climate change debate and the more recent Security Council debate have been informed by th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discourse, meaning that a discursive shift has not taken place. We conclude by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future discursive shift to the environmental conflict perspective and argue that such a shift w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to the search for an effective 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

通过分析安全研究领域中人们普遍采用的几种建构主义安全化研究理论,来解读美国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的过程,可以发现:在诠释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过程这个问题上,以实践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理论或分析性框架比注重话语分析的社会科学理论或分析性框架更加有效。强调将实践上的变化作为成功构建安全的标准,这就将目标指向了如何将科学认识加以社会构建这一理论工作。把安全化当做一种更为普遍的认识构建过程的一个具体案例,这将可能将我们导向一种理论的改良,这种改良的理论所要描述的是一个更为广大的由行为主体和网络构成的整体构架,一个随时间推移产生的新兴现象的知识演变过程,一个文件与言论发挥多重作用的复杂话语体系。此外,要想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家层面上的安全化进程,一个很有价值的做法就是进行比较案例研究,特别是同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进行对比,因为中国在气候政策决策上推行的是一种经济发展框架。中美在气候政策方面的关系缓和推动了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的召开,这一事例将为比较案例研究提供一个有趣的框架。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S Security Sector: the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This preliminary study traces how climate change came to be viewed as a security issu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a review of policy documents and reports prepared for and by the US security sector. The paper draws upon the ideas of constructivist schools of security studies to provid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securitization process as it has occur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then refl ects upon the adequacy of those frameworks to interpret the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US, new knowledge of the phenomenon of climate change was fi rst constructed in the research sector, in the fi elds of meteorology and atmospheric science. Environmental and Earth sciences then became a locus of research, and climate change fi rst entered security discourse as a topic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the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water resources, food production, diseases, infrastructure, and human migration cam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security sector, this knowledge stimulated an internal discourse, where each new document functioned both as a new securitization statement and as a policy response to prior documents in a chain of discourse. Actors in this securitization process included not only “speakers” making a securitization claim (knowledge claim) and “audiences” that accept or reject a claim. Importantly, it also included actors who were instrumental in translating knowledge between research and security sectors. This brief consideration suggests that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that center on practice are more robust than those that center on discourse for interpreting the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mproved analytic frameworks need to better account for actors whose role is to transfer and translate knowledge from one sector to another.     

脆弱性视角下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探究

气候变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暴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因果传导机制仍需要进行深入探究。作者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探索从气候变化到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基于复杂交织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通过联系的独立性和多重性，分析了气候冲突的三级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脆弱性在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复合传导机制中的结构性地位。文章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四个方面对脆弱性进行阐述，并分析了其在气候冲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气候变化是暴力冲突的一种外源性触发器，脆弱性作为社会内生性因素在气候冲突风险中发挥一种屏障作用。脆弱性升高将会造成国家对暴力冲突风险的屏障作用减弱，导致气候冲突风险显著上升。     

特朗普政府初期美国军方管控气候风险及其行为逻辑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     

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共识、分歧及其逻辑

联合国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辩论已经持续十几年之久，但是这些辩论并未达成有关气候变化与安全的普遍性决议。既有的研究文献大多利用安全化理论来描述和解释这个过程，但是缺乏解释力和叙事的完整性。安全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局限是忽视安全化进程中听众的能动性，因此无法对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的整个进程和结果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作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比较分析框架，据此对这些辩论的逐字会议记录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并提出辩论中其实存在着两种话语实践，代表着对气候变化的安全风险和应对途径的两种认知和逻辑，而不仅仅是安全化的途径和逻辑。从政策的角度看，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虽然存在有限的共识，但面临着巨大的认知差异、话语竞争和逻辑分歧，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性决议的政治可行性较低，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具权威性、合法性、普遍性和专业性的治理安排。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应维护该机制的主渠道地位，也应在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中发挥更大作用。     

核事故、能源结构调整与国际气候合作

福岛核事故将对各国能源结构调整和国际气候合作产生重大影响。从短中期来看,部分国家将对核能产业实施紧缩政策,化石能源比重可能增加,在国际气候合作中作出积极减排承诺的意愿也将降低,国际气候合作可能继续陷于僵局之中。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需要通过追求核能安全来维护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     

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影响

青藏高原不仅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和地球第三极，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更是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的结合之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第三大淡水资源“储存库”，气候变化会加速高原地区的冰川消融，改变跨国界河流径流量的年度和季节性变化，增加水资源分配模式的不稳定性，从而加剧地区性水资源稀缺性危机，使地区性洪涝灾害增多，水治理难度提升。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影响会产生连锁性的政治、经济与安全效应，不仅影响高原地区国家的水力开发计划与基础设施安全，加剧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性，而且影响中国的海外水电投资，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水利“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实施面临更多的国际压力与挑战。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涉及十几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涉及亚洲的稳定与和平。对此，中国应积极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维护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加强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动态的深度调查与持续性跟踪研究，另一方面在政治层面上推动高原地区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与区域合作框架构建。     

东南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现状

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不仅需要单个国家和地区采取行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来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影响。本文则着重探讨东南亚地区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采取的行动，以及加强区域气候合作为达成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协议做出自身的努力，指出东南亚气候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