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天然气格局的演变逻辑——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分析

天然气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属性,因此考察东北亚天然气格局的演变逻辑需要同时分析市场层面与地缘政治层面的影响变量,特别是市场与权力互动下的大国博弈。俄罗斯在"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双重冲击下对东北亚天然气市场的战略转向、未来美国能源角色转变后天然气出口的巨大潜力,将使得东北亚地缘政治博弈变得更加复杂。资源生产国之间、常规与非常规天然气生产国之间对市场和价格博弈主动权的争夺,无疑将增强东北亚天然气市场的进口多元化趋势并引发亚洲天然气市场定价机制的深刻变革。中国有必要根据全球能源格局变化及自身能源安全特点,通过提供地区性和全球性公共产品提升其在地区能源机制和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     

试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的新变化

长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以"南北格局"为主线,但是德班会议之后,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德班增强行动平台"把原有结构转化为"排放大国—排放小国"的格局,突出发展中大国的减排责任。"南北格局"、"排放大国—排放小国格局"的影响交互显现。从长远发展趋势看,围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转型的竞争将会成为气候谈判和外交中的主要线索,发展中大国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也存在外交和发展空间。面对气候变化谈判格局的改变,中国气候外交对内维护团结、对外应对减排国际压力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凡尔赛体系未能维护一战后世界和平的原因探析

一战后建立起来的凡尔赛体系从诞生之日起, 就面临着种种危机, 存在着内生性的 缺陷和无法消弭的张力。美苏两侧翼大国被排斥在该体系之外;对德国的苛刻惩罚一方面埋下了 复仇心理, 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德国的地缘战略优势;少数民族问题和委任统治, 引起体系内主导力 量边际效应;赔款、安全等问题引发利益分配不均导致体系内大国之间的罅隙。正是这些相互交织 的结构性缺陷导致凡尔赛体系未能维护一战后的世界和平。     

权力和平转移的条件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条件

奥根斯基权力转移理论中关于权力和平转移条件的观点--从维护国际体系既存主导大国的利益和地位出发,竭力防止崛起国家改变国际权力分配的基本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回答权力如何和平转移的问题.权力转移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权力和平转移的条件提出了不同观点.本文将评介这些观点并进一步研究崛起国家实现和平发展的条件,并将其运用于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考察中.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巴西的谈判地位、利益诉求及谈判策略

巴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政策,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提出了减排目标.巴西拥有世界最大的天然碳汇--亚马孙森林面积的2/3,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使巴西在世界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巴西不仅与发展中国家结盟,而且与法国等发达国家采取共同立场,力图使自己掌握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话语权,争取获得国际援助.由于各国在减排责任及援助等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较大,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难以达成有约束性的减排协定.     

北极航道对全球能源贸易格局的影响

近年来北极航道的开通及其与北极资源的紧密结合使之成为影响全球经济以及能源贸易格局变动的新因素,也成为影响欧亚主要经济体权力地位的新变量。北极航道作为国际能源运输的新通道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全球能源贸易的地理方向,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能源贸易格局中的权力关系出现变化,也使得国际能源价格的控制权进一步向美国为中心的发达大国转移,其他产油国和消费国的价格影响力将进一步弱化。     

中日环境合作的历史与未来方向

当前,“减排规则”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焦点,各国纷纷利用谈判、交涉等外交方式,处理和协调气候变化领域的各种国际关系及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博弈来实现特定的战略意图,在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容量中为本国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日本的气候外交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带有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综合功能属性,突出体现为追求国家权力、实现国家利益,目标是构建亚洲气候规则,主导亚洲经贸秩序.     

全球经济治理力量重心的转移:G20与大国的战略

G20机制的形成被认为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力量重心发生了转移,可是G20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挑战。一方面,虽然欧洲倾向于加强这一机制,但美国仍然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和维护者,日本则极力反对以G20取代G8;另一方面,自身实力的限制和国内问题的掣肘势必影响新兴大国在G20中发挥更大作用。全球经济治理力量重心的转移是大势所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应该积极促进G20的发展,为推动这种转移做贡献。     

《巴黎协定》后的全球低碳“马拉松”进程

历经四年谈判,2015年底的气候大会最终通过了决定未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格局的《巴黎协定》。然而,气候变化科学本身具有的特殊性、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异步性、能源结构转型的长期性,以及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差异性,都决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是百米赛跑,而是场马拉松。《巴黎协定》提出的"自主贡献+盘点"的模式已为"马拉松"的基本原则定调,未来对协定的落实和细化也应充分尊重各国国情和能力,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让各国尽快步入低碳化进程,而不仅是限制大国排放。对中国而言,以较低的累积排放量尽早达峰,既是完成本国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为更好地参与和引领全球低碳"马拉松"进程打下基础。     

亚太地区安全结构转型与东盟的角色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当前中关两国在亚太地区发生"权力分享"乃至"权力转移"之际,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调整尤为显著。一方面,以美国为枢轴的"同盟型"结构经历了由"轮辐体系"向"网络化"的转型,形成了新的同盟、准同盟和潜在同盟的层次化布局;另一方面,以中俄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强化原有的"协作型"安全架构的同时,又通过"一带一路""欧亚联盟"等战略性倡议重塑亚太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态势。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中的"第三股力量",东盟通过对一系列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既为两种大国主导的安全架构提供了对话平台,也已成为实现未来亚太地区整体性安全架构的可行性路径之一。与此同时,由于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逐渐侵蚀了东盟聚合力、中立性乃至在整体性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未来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解构和重构需要中关找到新的战略共识,并对东盟的中心地位进行"再确认"。     

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的解读与评价

巴西政府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及其气候政策的变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消极参与逐步向积极推动转变的过程,可以分为前卢拉时期、卢拉时期、罗塞夫时期三个阶段。2015年9月巴西政府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发布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其减排目标在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肯定的同时,被指可以更进一步。在巴西立场和政策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其近期动向,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巴西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谈判立场进行了解读与评价,将其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为环保主义的政策影响力、碳排放源结构的特殊性、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考量和可再生能源市场前景。中国和巴西同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且各自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但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立场分歧。基于巴西的气候变化政策及其气候谈判立场,中巴两国可以增进沟通,减少分歧,重点加强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和能源研发与应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金融危机、国际新秩序与中国的选择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不断扩散,已经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的最严重危机.这一危机加速了已经开始的全球权力转移,正在改变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挫与中国的战略机遇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挫主要体现在如下可能的变化趋势上:美国对外政策由"全球扩张主义"向"孤立主义"回调;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面临"可逆性"考验;美国基于全球制度网络和多边组织维持霸权的路径遭遇挑战;传统大国地缘政治范式复苏冲击美国主导的单边国际秩序和规范。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收缩倾向也将遭遇建制派的顽强阻击,双方因美国往何处去的道路取向斗争进入胶着状态,这将令美国对外政策进一步相互掣肘,缺乏共识与连贯性。上述可能的变局,使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文明多元化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得到提升,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发挥大国作用的合法性与作为机会增加,基于实力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可能性上升。中国应充分利用西方国家内部矛盾,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缓解崛起中的外部困境,实现民族复兴。     

气候变化"怀疑论"分析及启示

气候变化"怀疑论"由来已久,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后引发空前关注."怀疑论"者成员复杂,也并无统一理论观点,他们或质疑全球变暖的真实性和严重性,或质疑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的相关性及当前应对措施的合理性."怀疑论"升温将使本已步履维艰的全球气候谈判难度进一步增大,但难以逆转国际社会推动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趋势.从另一个角度看,"怀疑论"各种观点的披露也有助于使未来气候变化研究更加谨慎、全面,相关应对措施更加务实和理性.     

美国能源权力的扩张与限度

世界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与俄乌冲突、大国战略竞争叠加,在全球层面改变了国家间权力平衡,并重塑了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行为模式。美国将能源权力与话语霸权和金融霸权相结合,构建围绕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盟友体系。这个体系既可以通过利诱补偿来拉拢盟友和伙伴国,也可以通过威逼威慑来遏制竞争对手和敌对国。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美国以塑造“更加安全”的世界能源体系的名义来改变全球能源格局的权力结构,利用“全产业链”优势提升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由于正向权力建立在补偿机制之上、负向权力建立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之上,美国能源权力的扩张存在奖励和惩罚两个方面的限度。面对百年未有之能源大变局,中国有必要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将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力转化为世界能源和气候治理中的“结构性权力”,利用清洁能源的技术优势、化石能源的市场优势提升议程设定权、规则制定权和市场议价权。     

浅析中印气候变化合作

在全球环境变化日趋严峻的今天，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政治中最具挑战性的议题之一，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成为必然的选择。中印两国由于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原则和立场接近而开始进行气候变化合作。中印两国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合作，既有助于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取得实质性成果，也有助于双边关系的长远发展和新的国际治理与全球权力中心的形成。     

历史性变局凸显系统性调整紧迫——2008年国际形势回顾与思考

2008年世界发展进程极不平凡.俄格军事冲突令世界震惊;北京奥运成功举行启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前所未有的高频深度复杂互动;全球资源、能源和粮食价格震荡犹如过山车.2008年国际形势发展有三大看点:华尔街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百年一遇金融海啸,拖累全球经济走低下滑,促使20强首脑聚首华盛顿共谋全球金融经济改革良策;国际战略格局经历世纪性转型,国际关系紊乱而复杂,权力真空与政治低效的系统性缺陷不容低估;国际安全秩序向多重复合型转变,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联动,中国塑造和谐周边安全环境面临新的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     

资源民族主义及其成因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普遍面临着一系列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问题,这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各国的能源安全观。国家的发展维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与国家能源安全有着根本的联系。为此,各国一方面在海外进行能源投资与合作以开源,另一方面在国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节流。这些措施引起了能源生产国的不安,甚至排斥和破坏。资源民族主义崛起迫使每个国家重新考虑各自的外交政策及国家能源发展战略,需要谨防资源民族主义对国家能源安全的侵害。     

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安全困境——权力转移进程中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

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