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变革

在东亚安全秩序演变的过程中,中国因素一直扮演着积极角色,并成为引领东亚安全秩序变革的核心动力。随着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的加速和东亚合作进程的积极推进,中国与东亚安全秩序建构呈现良性互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仅中国崛起是引领东亚安全秩序变革的核心力量,后者也是考验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标尺。作者指出,中国应与东亚国家积极合作,确立东亚各国基于共同利益的基本战略框架,并逐步丰富之,以奠定东亚安全秩序建构的基石。     

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与"东亚共同体"构想

近年来 ,在东亚地区合作浪潮的推动下 ,日本政府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那么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有何特征 ,其中存在哪些问题 ,这些问题与历史上日本的东亚秩序观有什么联系 ,日本的东亚秩序观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 ?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纬度对日本的东亚秩序观和“东亚共同体”构想进行分析和探讨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美国自2018年以来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的实力发展和全球影响。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国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对数字时代东亚秩序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对进入数字时代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局部等级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东亚秩序转型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在回顾既有争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局部等级视角切入,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性质及其转型动力。局部等级体系由体系唯一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等级与区域内自助国家共同构成。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局部等级体系特征,并在中国持续崛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战略对冲为主要行为模式的安全秩序。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增强,但是在局部等级体系下中国坚持战略对冲不但可以有效缓解自身面临的崛起困境,而且有助于防止中美陷入美苏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东亚安全秩序也将因此得以延续。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地区安全秩序和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两国更为有效地管控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     

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亚安全秩序并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要构建良性的东亚安全秩序,必须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国同盟体系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并重,协调处理东亚安全事务。     

权力结构与协商规范:东北亚区域体系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在解释国际秩序的构成上,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权力的基础地位,自由主义传统认为权力不能单独起作用,哈贝马斯的协商理论则重视"说服与承认"关系在秩序建构中的作用。东亚区域国际秩序的发展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别,中华帝国(1)长期拥有权力优势和慎重使用权力的传统,并在东亚区域中心和边缘地区形成了明确的秩序原则和灵活的妥协空间。权力结构——协商规范间的平衡共存使古典东亚区域秩序长期维系。西方殖民列强打破东亚区域的隔绝性后,传统帝国秩序下的中心—边缘权力结构解体,既有协商规范也失去了吸引力,协商规范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也由平衡转向依附。权力结构与协商规范没有找到新的平衡,使东北亚区域格局陷入长期动荡。如何在权力结构与协商规范间找到平衡,成为解释东北亚区域秩序发展的重要视角。     

“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东亚”学术研讨综述

东亚国际体系是否以及如何转型？中国和东亚各国正在形成何种互动关系？东亚共同体的前景如何？为了弄清这些足以影响当今世界秩序的重大问题，2011年10月22—23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了主题为“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东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APEC的进展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形成

冷战后，在亚太地区诞生了以ＡＰＥＣ为中心的经济秩序。它表现为重视多国协调，经济优先以及建立“东亚型相互依存关系”三个特征。东亚地区也脱离了冷战的轨道，出现了新的国际秩序的萌芽，即经济技术合作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分工关系有了很大的进展，双多边合作及地方政府间合作加强。东北亚地区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应以和平与发展作为该地区的国际秩序的目标，并采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协商、协调方式来形成。     

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的调整及中国的应对

对东亚政策的调整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方面。调整的内容包括,巩固与东亚盟国的关系,重视发展与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而调整与中国政策的关系,无疑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奥巴马政府对东亚政策的调整给中国外交政策带来了挑战,但如果处理得当,机遇明显大于挑战: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可以促进中国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实践和规则的制定;为中美合作创造拓展更多的领域、提供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也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协调发展。     

认同秩序：东亚可能的发展前景

东亚的未来秩序可能有多种前景,如碎片化秩序、权威秩序、均势秩序、多边主义秩序以及认同秩序等。一方面,世界呈多极化趋势在东亚地区的表现更加明显,体现了国际事务的主导权正在由集中而分散,从核心区域不断向外围地区扩散。另一方面,东亚构筑基于该地区的集体认同秩序可能是     

试析传统东亚秩序“礼治下的和平”

本文聚焦1 3世纪后的传统东亚国际秩序,探讨中央国家与周边国家如何在1 7 6 0—1 8 4 0年这八十年间实现"礼治下的和平"。笔者指出,中央国家的国际合法性——"天下正统"的建构和维系离不开礼仪。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和促进下,中央国家充分贯彻礼治原则和普遍推行国际礼制,由此形成传统东亚秩序的天下正统与和平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东亚还是亚太？

东亚历史上曾经先后建立朝贡———华夷秩序和霸权秩序,前者是指以中国为东亚核心的等级秩序,后者则先后经历日本和美国的主导,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东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都是美国单方面的统治,而且极大程度地偏向军事领域。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发展经济的结果就是他们在经济上的崛起,但是,日本经济的崛起、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回归国际体系,都意味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霸权的消蚀以及一个独立的东亚的觉醒。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东亚地区秩序会如何发展…     

从诏令文书看明初中国与越南的关系

以明朝洪武年间先后给予安南的诏令文书为线索，可以考察出明初与古代越南国家关系的大致历史发展过程。诏令文书显现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明王朝建立和平与秩序的外交理念，这种理念的核心就是以“不征”来达成稳定的周边环境。     

清代中国海疆经略对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的启示

作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构建海疆经略体系的顶峰,清朝将“天下”安全思想运用到海疆经略具体实践之中,对包括内洋、外洋、大洋和海上周边关系在内的多重要素进行总体考量,建立起较为成型、完备的海疆安全治理体系。具体表现为：一是按照内洋、外洋和大洋三部进行海域管理。对内洋和外洋,通过行政建制和水师巡查,实现日常的、具体的海上管辖;对于大洋,则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以不治治之”原则应用到海上。二是以制度建设保障各地水师开展海上巡视、缉盗、护送、救助等任务,有效维护了东亚海上的安全秩序。三是以宗藩制度经营与周边海上藩属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实现了东亚海上的长期和平与稳定。晚清政府以主权原则强化对海岛、海域的管理,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立约保藩”的外部层面却遭遇失败。探讨清代海疆安全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推动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具有历史中国观、总体安全观和国家主体观三方面的重要启示。     

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影响

美日“历史和解”经历了长期渐进过程,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这一进程以长期同盟关系下双方民意和解为主要基础,以强化美日同盟为主要现实动因.美日双方共同推进了没有道歉的“历史和解”.各自保守势力的反对以及美日“不道义的平等性”,是双方不能相互“道歉”的主要根源.“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为日本进一步挣脱“战后体制”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并将进一步削弱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赖以存续的历史认识和价值观基础.美日“历史和解”还有利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国际统一战线打开一个关键缺口,削弱对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国际制约力量.     

论东亚共同体理念的基本价值观规范

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正式向东亚各国提出了由“10+3”机制向建立“东亚共同体”发展的长远设想。2004年第八届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则从政府层面明确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可以说,东亚的区域合作已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但要加快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理念建构是基础。国内外的学者对构建东亚地区的集体认同,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初步的探索,但并没有对东亚共同体理念进行专门的研究。笔者基于东亚文化结构状况、区域合作现状和区域观念整合目标等层面的分析,认为东亚共同体建构的是一种多元共生的理念,这种理念根植于东亚以“兼…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和东亚秩序:现状与未来

中国崛起与东亚权力格局的变动和秩序变迁一直以来是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崛起带动东亚权力格局的变迁,东亚格局的变迁又促使东亚秩序的变革.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本文首先讨论了中国崛起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内涵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对相关事实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作为一个体系大国的崛起被夸大,其崛起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且只是经济的部分崛起.本文对当前和未来近20年的东亚权力格局进行分析和预测,结果显示东亚已经浮现出中美两极格局,且未来20年内仍将朝着这一格局继续演变.在东亚两极格局已成现实的情况下,秩序变迁势在必行.中美是东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关键力量,东亚秩序的未来将直接取决于中美在此问题上的战略互动,“一快一慢,双头领导”是本文提出的东亚秩序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建议.     

美国“重返亚洲”对东亚合作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并未从本质上改变美国的东亚战略,改变的只是政策 手段,这些政策手段对东亚的多边和双边合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多边合作方面,美国签署《东 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加入东亚峰会的行动,实际上解构了东亚合作进程,大幅降低了东亚合作的 前进动力;在双边合作方面,美国充分利用东亚安全关系中的裂痕,加强与东亚盟国和合作伙伴的 军事关系。这些策略有效地实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即防止东亚一体化深入发展,限制东亚大国的 地区影响力,维持美国霸权地位     

2005年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新发展

2005年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继续围绕着经济、政治和安全三大核心问题,在区域内外两个层面展开。总的特点是:区域合作热热闹闹,继续保持了活跃态势,合作发展仍然是主流;但与此同时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区域合作中政治化的因素在滋长,由于中日、日韩之间的恩恩怨怨,以“10+3”合作为核心的东亚合作明显萎缩,突破地域框架的“10+6”合作随着首届“东亚峰会”的召开而拉开了序幕,东亚区域合作的未来发展成为国际关注的一个焦点。一、区域政治安全合作:难度不小,但增互信,求和平已成共识盘点2005年东南亚地区政治和安全合作关系的发展,…     

从国际秩序转型看中国的和平发展

当前国际秩序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时期,与历史上其他时候的国际秩序转型不同,这一次国际秩序转型并非发生在大战之后,其驱动力主要是全球化与冷战的终结。冷战的结束使原有的国际秩序被颠覆,而全球化的浪潮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国际秩序。东亚的力量组合、所处的国际环境、内部环境以及观念、身份、制度以及利益等均出现新的演变。总的来看,东亚秩序出现"和平转型"特质,它体现在三个转型之中:一是中国的转型,一是东亚的转型,一是中国与东亚秩序的关系的转型。国际秩序的转型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