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的规范制定与网络安全国际规范的生成

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给国际和平与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而网络安全国际规范还处在生成的过程中。各国政府致力于达成一定的规范共识,但常常受到国家间政治博弈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开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积极参与到规范制定中,并提出了不少有别于现有规范成果的规范倡议。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期望严格约束国家的网络空间行为,并在网络安全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们提出的规范倡议从多个方面弥补了现有规范的不足。在现实中,主导规范制定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既相互利用,又持续博弈,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在规范制定进程中的权力与影响力受限。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及少部分国家有限度地向非国家行为体开放,使经过挑选的部分规范倡议进入政府间规范讨论议程,但国家间的分歧与博弈又阻止了这些规范倡议成为受到认可的国际规范。尽管如此,国家间博弈方式的转变,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为政治博弈服务,以及公私关系更为平衡的新型网络安全治理模式的构建,为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争取更大的规范制定权力提供了机会。     

国际政治中违反国际规范行为分析

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在违反国际规范原因分析上仍存在较大分歧.理性主义学派认为违反国际规范是国际规范与国家利益相互冲突造成的.建构主义学派则认为是由于国际规范参照系模糊性与特定国际环境下决策的观念导致的.国际政治心理学认为,决策者的动机偏见使得决策者在解释其政策和外部环境时,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将违反国际规范视为社会可接受的行为.此外,国际规范中存在多元的参照系数和决策者对于国际环境不同认识,使得决策者在违反国际规范时在心理上心存侥幸或者刻意采取不同的标准对其行为进行解释.也就是说,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是由于国际规范本身相对的模糊性和决策者对于规范本身认知上的主观性造成的.文章试图在分析违反国际规范行为心理因素的基础之上,探究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违反国际规范愿意分析上的契合点.     

国际气候治理规范的演进与传播：以印度为案例

国际气候治理的关键在于形成国际气候治理规范并传播到各个国家,使之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切实遵守。从国际层面上看,需要各个国家积极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建立气候治理共识;从国内的视角来看,需要国际气候治理规范落实到国家层面,对国内政治产生积极影响。国际规范和国内政策环境的契合程度是决定规范能否在国家内得到有效传播。由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分离与差异,二者的完全契合的并不多见,因此,国际规范的传播过程往往也是双方相互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规范和国内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国际规范发生着变化,国家行为也在规范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在气候谈判中,印度政府不断的重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本国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但是随着气候谈判的深入以及气候规范传入国内后引起国内利益的分化,印度的气候立场有所调整,反映了在气候问题上的新认识。     

东亚国际社会建构与中国外交战略选择——以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为视角

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国际社会解体以来,东亚地区并未完成具有主体性意义的现代东亚国际社会建构。地区性国际机制繁多却缺乏整合,虽在功能性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共同意识建设方面却无明显进展。此外,各方对于建构过程中的主导权问题也存在争议。然而东亚国际社会的形成有助于维持地区稳定与促进区域内合作,推动东亚国际社会建构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有必要基于地区共同利益从功能与意识层面开展外交活动。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的俄罗斯“东转战略”：权力格局、主导规范与制度安排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的重要对外战略。本文从国际秩序的视角出发，分析国际秩序转型对于“东转战略”的重要影响。国际秩序是一个由物质要素和观念要素共同构成的概念，其主要由权力格局、主导规范和制度安排三者组成。当前国际秩序转型表现为权力格局方面“复杂两极”的出现，主导规范转型体现为政经合一观念和新兴治理观念的兴起以及制度安排方面多元化、竞争性多边制度的出现。这些变化促使俄罗斯力图通过“东转战略”来寻求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加强与亚太国家在货币金融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强支撑“东转战略”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需要面对远东地区由权力格局转型引发的安全风险，由主导规范转型引发的能源合作变化以及由制度安排转型引发的多边合作对接等问题。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中俄可以在区域安全合作、金融和高科技合作、绿色发展对接乃至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方面开展互动，进而维护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东南亚数字经济安全化的动因与特征

数字经济的安全化逻辑表明,权力属性是此种进程的根本驱动。“安全化”标签能够提供观念性的“特殊权力”,数字经济则能提供物质性的资本权力以支撑“特殊权力”落地,而由数字资本权力统合的数据权力和技术权力则是数字经济权力属性的重要来源。东南亚数字经济安全化正是围绕权力要素生成,大国数字权力争夺掀起对国际数字经济安全化的重视,东南亚受到波及后借势寻求数字经济发展契机以期实现区域自主,东南亚域外大国与东南亚域内国家间的数字权力二元张力则进一步推动该区域数字经济安全化的演进。为获取物质性权力以确保安全化逻辑成功和“特殊权力”落地,各方势力着眼数据规则权力、技术优势权力和企业资本权力在东南亚地区展开激烈争夺。东南亚数字经济安全化问题的持续发酵,致使5G设备选购偏好成为政治站队“信号”,数据跨境流动笼罩在安全疑惧阴霾之下,国际数字经济安全化走势亦难有转圜空间。     

孔子国家间道义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建构*

国家间道义是国际交往中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以平等、正义、和平、民主为价值追求, 对国家行为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依据道义规范国际行为的国家,则会占据道义制高点,增强 国家软实力,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和支持。在战乱频繁的中国春秋末期,先贤孔子提出了“礼”、“和 而不同”、“义以为上”、“德不孤,必有邻”等一系列调节人与人、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关系的国家间 道义思想。深入挖掘并梳理孔子博大精深的国家间道义思想,不仅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范式的建构 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当前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即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 的国际秩序,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与机制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国家间交往的公信力等。当然,孔子的 国家间道义思想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对调节当前国际社会的纷争未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应, 然而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思想和文化总是以其无与伦比的厚重底蕴与前瞻性走在了前面。故此, 人类社会一步步地走向文明。     

认知共同体结构变迁与全球治理“元规范”的生成

认知共同体在消解全球治理不确定性和建构治理规范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认知共同体通常被视为给定的统一的全球单元，有必要审视认知共同体内部结构变迁及其对国际规范的影响。认知共同体通过多层次的知识生产创造了一个“知识权威空间”，其所生产的包含价值、权力和变革向度的知识构成全球治理“元规范”的知识碎片。“元规范”是国际规范的初始状态和价值核心，决定治理规制行动的总体方向和脉络。知识的思维建构性特征决定了普遍的科学共识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基于不同的科学立场和判断的认知共同体产生了分化。分化的高烈度表现即是集团化论战，论战以占据优势地位的主流科学共识的形成为结局，为全球治理“元规范”的浮现创造了条件。经由关系嵌入、知识嵌入和制度嵌入，认知共同体实现部分科层化，主流科学共识进入科层组织，认知共同体的角色融入科层组织规范建构过程，全球治理“元规范”得以正式确立。     

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转变

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以处理对美国关系为主,经历了从强硬抵抗向 柔性对话转变。这表明俄罗斯对外政策处于转型时期,即从教条僵化向着灵活务实方向转型,表现 出建构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国际体系对俄罗斯构成的障碍是其外交政策突破的重点,理解俄罗斯 社会全面的转型是衡量对外政策走向的基础因素。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转变实质在于提升俄罗斯在 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并试图建立一个有发言权的新的国际经济制度,成为新的游戏规则的制 定者,为国内行为体利益偏好提供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     

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分析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对外援助在二战后呈现出规模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趋 势。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是国家和国际组织从事对外援助的国际法依据,主要包括适用于对 外援助领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规范对外援助行为的国际条约以及指导对外援助实践的国际组织 和国际会议决议三类,这三类法律文件构成了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对外援助因理念和 原则不同而有别于西方国家倡导的发展援助,在对外援助领域独树一帜,但是作为对外援助的重 要实践者和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政府应依据国际法律规范履行国际义务;制定和完善对外援助 国内专门立法;重视并积极推动对外援助国际法治进程。     

美国的东南亚“可持续基建政策”:演进、逻辑与前景

可持续基础设施正在成为美国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重点领域。2016年至今,美国先后面向东南亚提出十余项可持续基建合作倡议,经历了前期试探、逐步推进和系统集成等3个阶段。美国聚焦东南亚的可持续基建,既基于东南亚各国日益增长的可持续基础设施需求,又服务于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国际引领力的战略考量,特别是试图在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中取得相对优势。美国的可持续基建政策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发展战略对接和调动次国家层面合作,在倡议执行中注重提高项目透明度和价值观嵌入,又通过议题联结、话语塑造、盟友动员、规范操纵,构建其在东南亚的可持续基建体系。美国的可持续基建计划在融资方面对东南亚国家具有一定吸引力,但双方的可持续基建合作也会受到资金落实、基建能力、东盟国家态度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一方面可以从美国的倡议和行动中借鉴经验,另一方面也应加强规范标准协商对接,促进可持续基础设施跨国务实合作。     

俄罗斯国际私法冲突规范简述

俄罗斯国际私法冲突规范立法采取分散立法式,即将冲突规范分散地规定在1996年3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2002年3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Ⅲ》等法律文件中.本文从俄罗斯国际私法冲突规范形式上的新发展出发,就"居住地是俄罗斯国际私法冲突规范的连接点"、"法人国籍国法是法人属人法的内核"、"法律行为构成涉外之债冲突规范立法的'纬线'"、"涉外性三标志理论被赋予鲜明的实践价值"以及"反思俄罗斯国际私法冲突规范立法"五个层面,着重评述了俄罗斯国际私法冲突规范实质上的新发展,以期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提供一些借鉴.     

论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塑造——以“保护的责任”为例

"保护的责任"被写入《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标志着这一规范的制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对其付诸实施的支持。由于"保护的责任"规范被制度化后,在其履行的阶段遭遇了程序性和实质性的争论,因此本文认为,"保护的责任"规范的兴起和制度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其履行也是国际规范扩散的必要步骤,它与制度化是一个连续谱系,两者共同推动这项规范的扩散。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了"保护的责任"规范演进的三个阶段,而且在强烈反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的同时,扮演着建构和实施"保护的责任"规范的建设性角色。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保护的责任"规范的战略实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国际规范塑造的相互对接,这也是着眼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提出的中国方案。     

加拿大网络安全战略评析

信息时代,网络安全备受瞩目。加拿大政府出台了由确保联邦政府网络系统安全、加强各方合作保障联邦政府以外网络安全、维护公众网络安全三大支柱构成的网络安全战略,这既是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安全、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威望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内国际经济活动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协同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需要。当前,资金投入不足、政府部门执行力较弱、国际合作力度不够、自主性较差等问题制约了加拿大网络安全战略作用的发挥。     

国际规范政治传播的关系类型学分析

当前学界对不同层面上规范传播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影响规范传播的因素,如权力、文化、国内制度和国家利益等,然而这些研究在本质上都局限于探讨规范传播者和规范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并未能将规范传播置于一个更大的关系网中进行考察,因而在其考察规范传播时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规范接受者的主动选择性。本文利用关系理论对规范传播进行考察,以关系类型作为自变量,探究不同的关系类型对规范传播结果的影响机制,并通过明清两代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类型、2012–2019年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关系类型、中美建交后两国间的关系类型以及相关规范传播情况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和验证。本文认为全方位关系类型和主动型关系类型更加有利于规范的传播,且主动型特点越明显,其规范传播的效果就越佳。这一特点对于今天中国向外推广自身支持的规范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中国与“保护的责任”原则的发展

一直以来,中国在促进"保护的责任"原则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上的贡献并未得到充分探讨。笔者认为,中国的贡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坚决一贯地支持"保护的责任"原则所体现的国际道德共识;二是对该原则的具体适用持审慎态度,推动该原则从道德共识向法律规范的稳步发展而非极端冒进;三是从更为宏大的标本兼治的角度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路,促进实现"有责任的保护"。与西方在推广"保护的责任"原则中所持的道德主义、极端主义做法相比,中国的贡献有着更为深远的国际政治意义,即实现了对国际规范的内部扩散与外部扩散的平衡、国际规范建构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法的平衡。这不仅有利于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建构,也有利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东南亚恐怖主义新态势及其影响与中国的应对

近年来，随着国际恐怖主义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伊斯兰国”遭受重创后的演变及发展，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东南亚首现城市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地区恐怖势力的跨国整合联动及域内外恐怖势力的合流、共振与滋生新的恐怖活动，地区部分国家的国内冲突加剧给予国际恐怖势力更多介入空间，回流恐怖分子引发系列问题以及网络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等。东南亚恐怖主义新态势给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威胁，也给中国尤其是西南边境省份的安全、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中国需关注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新态势，进一步增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互信，凝聚反恐合作共识，加快构建与东南亚国家的反恐合作专门机制，增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国际反恐合作中的作用，提升边境省份参与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的能力，加强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人员及投资等海外利益的保护，有效遏制东南亚恐怖主义发展及阻断国际恐怖势力经东南亚向中国渗透。     

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格局

"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10月分别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提出的战略构想,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构建更加开放、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的战略愿景。本文认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迫切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尽快形成共同发展理念,增进政治互信,构建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制定发展议程,实施联合行动方案,促进互联互通。     

规范认同、规范威胁与亚太盟国对美追随差异——基于涉华政治议题的分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日益重视亚太盟国,极力推动“亚太北约化”。面对美国的拉拢和施压,美国亚太盟国在涉华政治领域的诸多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战略选择,对美追随程度也各有差异。既有研究从国内政治、国家利益、联盟政治、联盟压力—利益诉求等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对于亚太盟国在政治领域对美追随的差异性分析还有待加强。在亚太盟国对体系压力的感知并未达到完全限制其决策空间时,各国对美政策基本由对美规范认同和对华规范威胁认知来决定,并呈现高度追随、有限追随、中立、疏远和反对5种不同态度。案例研究发现,在香港修例事件和新疆棉花事件上,美国亚太盟国态度迥异,对美追随程度排序依次为：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这也体现了美国亚太盟国对美战略追随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多重分化现象,“亚太北约化”并未成型。对于中国而言,对于美国亚太盟国有必要精准施策,缓解美国亚太联盟的战略压力。     

身份叙事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身份建构

国家身份可以划分为总体身份和具体身份,具体身份是总体身份在不同场域的具体投射。作为话语实践的一种形式,叙事则是身份建构的主要机制,它将一系列关于总体身份和具体身份的隐喻以特定逻辑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所追求的总体身份是负责任大国,而这一身份的主要表现则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身份通过领域或功能以及地域两个维度被投射到北极场域,形成了"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一具体身份。本文在论述叙事和国家身份形成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一身份隐喻通过叙事被投射到具体场域中的过程。通过叙事,"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同中国的国际责任、各国的共同利益等话语联系在一起,成为负责任大国身份在北极场域的延伸,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观目标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