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的街村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出于治安上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在地方基层实行保甲制度,通过组织反动保卫团、实行连坐制度等,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其所需经费以强征所谓的保甲费为支撑。1937年后,由于伪满洲国的主要任务向"国家建设"转变,对于基层地方,发布街制和村制,仿照日本基层的町村制度实行所谓的"地方自治",并制定了统一的街村财政税收制度。但是街村制度并没有脱离保甲制度的藩篱,也没有真正为中国东北基层地方带来自治的福音,不过是对中国东北基层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变形而已。     

伪满洲国的县级地方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县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的重点,鼓吹实行县的"自治"。对于县级地方财政,通过建立以日本人为主体的税务监督署,牢牢控制了地方征税机关。在进行国税与地方税分离的同时,进行税制整理,并建立预算决算制度,通过改变旧军阀的"包办"财政,实现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1935年《地方税法》发布,初步理顺了地方财政。1936年省地方费设立,蚕食了县市的财源,使本来便脆弱不堪的县级地方财政受到沉重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亦建立战时体制,为此迫切要求县市实现财政自立,1940年再次对县级财政进行改革。日本侵略者通过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地方的侵略和掠夺。     

伪满时期日本的蒙古族上层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建立殖民统治的"新国家",极力策动内蒙部分上层人物、分裂分子组织武装,乘机暴乱,大搞民族分裂的"独立"、"自治"运动。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为稳定殖民统治,对内蒙古地区的管理形式采取了以蒙古"王公为中心"体制的所谓"民族自治"的怀柔政策。当伪满洲国各级政权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中的时候,便开始废除传统的蒙古王公制度,实行"特权奉上",蒙古王公享受了两个多世纪的特权被彻底剥夺。     

日元扩张与伪满货币制度的建立

本文在介绍了日元在台湾和朝鲜的扩张之后,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元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渗透与扩张过程进行梳理。指出伪满洲国的货币制度是继台湾和朝鲜半岛后,日本在海外建立的又一殖民地货币体系。伪满洲国货币制度的建立为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侵略和殖民统治疏通了道路。     

橘朴的“满洲国”“农民自治”论

在伪满“建国精神的设计者”橘朴的“王道政治”理念中,“农民自治”是其核心内容,是其设计的“满洲国”作为“东洋”农业国家发展的独特道路。橘朴的“满洲国”“农民自治”论的产生,源于其对资本主义前途失望而产生的对第三条道路的追寻理想,是站在对中国社会深刻认知的基础上,糅合日本国内“大亚细亚主义”、农本法西斯主义等思想的产物。其理论中虽然包含一定的理想主义,但主要牵绊着日本侵略者利益的算计,同时缺乏精准的设计和明晰的实现路径,因此,不仅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而且最终成为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理论之一。     

伪满洲国的电力产业政策

本文从垂直一体化的发电、输配电、售电三个环节对伪满洲国的电力产业政策进行了梳理、分析,揭示出了伪满洲国电力产业政策的畸形性及掠夺性。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侵略,制造的傀儡国家,而决非"独立国家"。就其国民经济而言,亦是作为日本宗主国经济的附属物而存在的殖民地经济,并非是独立的形态。伪满洲国的电力产业政策同其他经济政策一样,是日本法西斯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也只是由于电力产业具有国民经济基础的特性,使得电力产业政策居于伪满洲国统制经济政策的核心地位。     

“协和会”与伪满洲国的殖民体征

"协和会"成立于1932年,是伪满洲国最大的国民化组织机构,在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历史上发生过重要作用。本文从关东军的奴化意识、郑孝胥的王道政治和"协和会"开展的国民运动三个视角,论及了"协和会"是伪满洲国殖民体征的产物、它也必然随着日本在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消亡而烟消云散的历史规律。     

伪满协和会分会规则的演变及成效

伪满协和会是近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期由日本侵略者勾结汉奸在伪满洲国发起成立的政治组织,分会既是协和会的基层组织单位,又是协和会开展活动的主体。1935年2月第一次调整协和会分会规则时,只调整了分会设置原则。1937年8月的第二次调整则对分会规则进行了全面调整。其目的都是为适应日本侵华政策的时局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和会在伪满殖民统治的作用。经过这两次调整,分会数量大幅度增加,其恶劣行径所影响的范围也日趋扩大,给中国东北社会及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制度

本文从伪满中央银行的产生、性质、职能角度研究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制度。伪满中央银行是在日本操纵下继承四行号业务基础上设立的,所谓"圆活金融、稳定币值、统治金融"不过是日本扩大对伪满洲国侵略与掠夺的手段与工具,其本质是实现日本的利益最大化。基于上述原因,伪满中央银行作为发币行和政府的银行之职能畸形膨胀,却无法承担集中存款准备、充当最后贷款人以及组织商业银行清算等"银行的银行"职能。     

揭秘日伪对华金融掠夺

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大肆掠夺中国的财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和日本“军用手票”大量涌入中国。同时日本在中国大陆扶植的伪满洲国、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和南京伪国民政府等也相继成立了“满洲中央银行”、“察南银行”、“冀东银行”、“华兴商业银行”、“蒙疆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国联合储备银行”等七家伪政权银行,加入了掠夺中国百姓血汗钱的行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些日伪货币流通在中国华北、东北、华中、华东和华南的特定区域…     

满铁的情报机构与伪满洲国的建立

满铁情报机构的努力,在伪满洲国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调查课与关东军合作,具体策划了伪满洲国的成立;经调会替伪满政权立案,进行政策起草和项目调查;满铁弘报系、放映班、右翼社团组织则为伪满洲国建立进行舆论造势。     

伪满洲国的法律文本与人权实态

伪满成立后,颁布了殖民史上独一无二的《人权保障法》。通过对法律文本的解读,本文批驳了日本右翼史学家美化《人权保障法》的观点,还以结社权和通信自由为例,揭示了日本殖民统治下人权实态与法律规定的严重背离。可以说,伪满洲国任何冠冕堂皇的法律文本都掩盖不了三千万东北同胞生存权受到根本威胁的事实。     

佐藤大四郎与《满洲评论》——中国东北农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佐藤大四郎是伪满洲国时期时事评论周刊《满洲评论》的主要编辑之一,也是这一时期在华活跃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橘朴的"新重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佐藤先后赴绥化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实地考察与调研,推出了东北农村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有些至今在日本学界仍享有广泛声誉。本文梳理了佐藤对橘朴理论的承继与发扬,结合东北农村运动的实践,勾勒了他的人生与《满洲评论》的情缘。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法理”思辨

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原因概在于西方列强于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上投了反对票。日本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国际组织的强有力冲击。简言之,在日本侵略野心急剧膨胀的时段,国际联盟约束力的缺失与公法强制力的丧失,使得日本巧妙利用公法为一己之私服务,给今天的学界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考。     

罗马教廷、东北天主教会与伪满洲国

罗马教廷在对待伪满洲国的问题上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极力在外交和法理层面上回避与伪满洲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作为罗马教廷的实际代表与伪满当局合作,协助当局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其在本质上已经成为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