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东南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向来是大国政治和军事角逐的焦点地区。东南亚国家为了保障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安全机制"东盟方式",这一模式在稳定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78 年东盟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展现出东盟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但在 2008 年 7 月以来柬埔寨和泰国发生的边境争端中作为不大,则反映出东盟安全机制的局限性。"东盟方式"在这两次重大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截然不同,正反映出东盟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冷战后日本对东盟的安全保障政策

冷战后日本对东盟的安全保障政策 ,经历了从安全对话、军事交流到直接派兵三个阶段 ,是日本追求新的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其实质是力图主导亚太地区的安全新秩序 ,以东盟地区为突破口逐步走向军事大国 ,并通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 ,平衡地区安全中美国、中国等大国间的关系。日本对东盟的安全保障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仍存在若干问题。     

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东盟国家安全合作的目的是借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以镇压内乱和加强边境联防,共同抵御边界和海上的各种威胁。东盟成员间的安全合作主要围绕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建立信任措施、南中国海争端、地区低烈度威胁及军事和防务等领域开展。东盟的安全合作是积极防御性质的合作,它将有利于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东盟安全机制及其特点探究

冷战时期,东盟将美苏角力、分离主义等视为威胁东南亚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孱弱的东南亚各国为了化解威胁,一方面积极推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步伐,另一方面努力探索东盟安全机制的构建。1967年东盟正式成立后,东盟先后签署和发布了《曼谷宣言》、《吉隆坡宣言》、《巴厘协议》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系列条约、协议和宣言就东盟安全机制的决策机构、运行原则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界定,东盟安全机制初露端倪。在其四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东盟安全机制框架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多元安全决策主体体制的确立、安全运行原则的恪守以及争端处置程序的设定等方面。尽管此机制框架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它在化解东南亚国家安全问题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性保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需要警醒的是,东盟安全机制所彰显出的大国平衡性、制约中国的针对性和多边主义转型的时代性,对中国周边特别是南海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须及时做出战略性应对。     

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进程反思

作为一个地区组织,东盟的功能大致可界定为:民主和良治的推动者、地区机制和规范的塑造者、地区安全结构和理念的倡导者、地区国际合作的领导者。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建设过程,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东盟的上述四个角色作用不断提高的过程。虽然在这四个领域,东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在东盟成员国间差距依旧比较明显,东盟方式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在大国主导的权力政治的现实背景下,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试论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东盟国家间关系的推动作用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促使区域层次开始凸显为国家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安全地区化态势使地区合作成为一种新的安全、发展和战略思维。东盟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进展以金融危机为分界线,随后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爆发促使该领域的合作在地区层面展开。通过对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东盟国家合作的多层面分析,可以推断,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在广泛领域内推动东盟国家间合作,而不仅仅局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产生、演进与建构

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产生、发展的演进历程,是我们把握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演变的关键主线,也是了解同期地区主义与区域安全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途径。安全复合体的出现为开展地区安全合作创造了条件,也是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起点。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在构建过程中遵循了安全连续统一体的演进规律,地区安全结构经历了从冲突竞争为基调到对话合作为主旋律的显著变化。东盟国家一方面借此调解和缓和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达到团结和整合地区安全力量的目的;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推动"地区中立化"的安全机制,实现冷战两极体系下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平衡和稳定。从寻求"共同安全"到地区"合作安全"的最终建构,东盟把一个分裂对抗的东南亚逐步发展过渡成为一个团结互助、相互依存,愿意为了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而共同奋斗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合作典范。同时,冷战时期培育"合作型"安全复合体的实践培养了东盟国家间的政治安全互信,增强了对地区的认同,这为冷战后东盟地区安全结构向更高一级的"安全共同体"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模式探析

实现南海区域安全与和平、稳定一直以来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南海局势展开对话与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现实中的南海安全局势却一再紧张,这表明南海区域安全制度性安排与安全秩序理念和现有变化、发展迅速的南海安全形势已经出现了不同步、不协调的状况。在过往长期的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实践中,东盟和中国作为南海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间集团和最重要的区域大国,以不同的方式,就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展开了对话与合作,并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治理模式,"东盟模式"和"中国模式"。这两种模式从不同层次和多个渠道就南海区域安全治理进行了对话与合作,并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效用。然而,目前南海安全体系呈现出来的脆弱性和南海区域安全现况却一再揭示,中国和东盟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进程中还面临着不少现实的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更好地实现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中国和东盟应形成合力,为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重塑一个相吻合的制度规范,共同构建一个相匹配的角色、身份与创造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外治理环境。     

韩国-东盟防务安全合作探究

韩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安全合作源远流长,近年来双方的防务安全合作更加活跃和全面,合作层次和水平不断攀升与提高。“新亚洲构想”与韩国东盟战略的转向、东盟国家“不均衡”的防务安全诉求,以及美国“战略东移”的强力刺激与影响,这些是促动韩国与东盟不断推进和加强防务安全合作的重要背景及动因。在短期内,韩国与东盟防务安全合作关系会继续发展和有所提升,但是难有实质性的突破。不过,韩国与东盟不断致力于推进和深化防务安全合作,尤其是暗合美国的新亚太战略、不断施展大国平衡战略的做法,势必会进一步加剧东亚地区军备竞赛风险,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安定性,不利于该地区的长期稳定和持久和平。     

东盟公共卫生合作的制度化路径与特点CSSCI

东南亚地区具有独特的经济、政治、自然条件,面临着一系列类似的地区性公共卫生风险,这一现实推动了以东盟为基础建立的区域卫生合作机制。在抗击跨国传染性疾病的过程中,东盟逐步发展出以社会文化共同体为基本框架的合作机制,并形成了通过联合宣言与声明带动具体领域合作的实践路径。在危机面前反应迅速、由具体成员国牵头开展信息交流与能力建设合作,以及借助区域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力量是东盟国家开展公共卫生合作的主要路径,体现了东盟的团结与对公共卫生议题的高度重视。但是,也应看到,东盟各国对主权的关切、跨部门协调不足以及地区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制约了东盟区域性卫生合作的制度化进程。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东盟及时启动了地区与跨地区层面的对话与政策协调机制,但在细化具体防控政策和组织集体行动上的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东盟管理争端规范及其作用

东盟的产生源于减弱地区安全不确定性，缓解各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与领土争端。东盟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并制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建立了管理和解决成员国间冲突的机制。东盟在克服诸多挑战的过程中，在制定冲突管理规范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东盟在建立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强调应对和管理冲突的东盟模式，虽然其贡献和作用受到质疑，但在管理东南亚地区冲突方面却得到了普遍认可。     

建设互联互通东盟 凸显大国平衡外交——东盟2010年内外合作分析

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形势下,2010年东盟积极推进东盟共同体建设,扩大与对话伙伴的合作,凸显大国平衡外交,并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东盟也面临内外因素的挑战。2011年东盟将继续推进东盟一体化建设,缩小成员国间的发展差距,在坚持东盟核心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扩大区域合作。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

本文主要从南海争端方国家、非南海争端方国家、东盟3个层次分析了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对于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南海政策；对非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新加坡和泰国的南海政策；对于东盟的南海政策，本文指出协调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南海问题的立场，直接就南海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通过东盟地区论坛讨论南海问题构成了东盟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在对策思考方面，本文指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应该侧重以下几点：继续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坚持“双边协商”的具体策略，力避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保持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沟通，确保东盟不致形成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一致立场；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和海洋安全维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东亚金融区域主义的兴起及其地缘安全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持续动荡,以地区金融安全合作为导向的金融区域主义逐步兴起,且成为一种显著的地缘政治经济现象。金融区域主义对地缘安全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区金融安全,地区金融主义有助于构筑地区金融安全网络,推动地缘经济整合;二是地缘政治安全,地区金融主义会扩大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增加地区排斥外围国家干涉本地事务的能力。金融区域主义产生的这些地缘安全影响对不同的行为主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首先,东盟作为地区性的经济共同体,会极力反对东亚大国利用金融区域主义将东盟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下,威胁东盟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其次,作为最大出资方,中日对地区货币金融领导权的争夺变得日趋激烈,且形成了持续的冲突性关系,从而削弱了东亚金融安全合作的政治前景。最后,东亚作为美元回流机制中的关键一环,如果将美国排斥在外,无疑会增加东亚地区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矛盾。因而,东亚金融区域主义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其稳定地区货币金融秩序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其有可能制造地缘政治安全问题的一面。     

加快推进共同体进程,平衡扩大区域合作——东盟2012年内外合作分析

2012年,东盟各国政局总体稳定,经济平稳增长,缅甸进一步融入东盟大家庭,成员国在各领域加强合作,加快推进东盟共同体进程。在区域合作中,东盟坚持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和东盟的主导地位,但在南海问题上东盟的协商一致原则受到挑战。展望2013年,东盟将继续有效执行各项一体化计划,缩小成员国发展差距,扩大区域合作,以便于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     

尊重多样性 建设人民共同体——东盟2009年内外合作分析

2009年,东盟面临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个别成员国政局不稳定的挑战,但仍加强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合作,坚定地朝着2015年建成"人民的共同体"的目标迈进。展望2010年,东盟将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各成员国以及与对话伙伴的合作,推进东盟共同体的建设。     

后冷战时期日本与东盟安全合作的演变

冷战时期日本和东盟间的经济合作为后冷战时代双方的安全合作奠定了物质基础。日本为了成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大国,在安全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制衡迅速崛起的中国,在冷战后积极加强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双方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方面都展开了深入的合作。而日美同盟及东盟对日防范心理则是双方安全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