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海复合型大国海洋转型的“危险地带”假说:历史叙说与现实超越

陆海复合型强国在取得了陆地区域相对优势之后,其地缘战略往往进行不同程度的海洋转型,海洋空间是陆海复合型强国利益拓展与权力辐射的另一大方向,是陆海复合型强国走向进一步强大的内生需求。在向海洋转型之际,陆海复合型强国迅速发展的海上力量与海权大国投入的遏制力量相遇,会催生出充满冲突风险的"危险地带"。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地缘战略的海洋转型在"危险地带"迎来与海权大国的正面冲撞,在"他者结盟的梦魇"的海陆夹击中遭受了失败的命运。中国目前正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迅速扩展的海洋空间控制和利用能力,与美国在此方向投入的威慑性军事力量进入了"危险地带",研究如何应对这一时期的风险与挑战,对于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洋强国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理论体系，探索建设海洋强国的新模式，是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海洋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现阶段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以建设海洋强国为战略目标。确立海洋强国战略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国家利益之举。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内外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进程。当然，在此进程中，必然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中国坚持和平走向海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即“强而不霸”、“和谐海洋”，与“两个一百年”目标同步实施。建设海洋强国要分阶段实施，从海洋经济、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科技、海洋防卫力量建设、海洋权益及安全等方面部署任务，并从完善法规、加强组织管理、宣传教育及设立专项工程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及对策建议。     

应对中美关系南海困局的思考

"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剑指中国的"撒手锏",超越"南海航行自由"陷阱是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际法和实现海洋强国梦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美国打着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幌子行"舰机"航行自由,目的在于护持美国的亚太霸权地位。中美南海航行自由纷争的本质是海洋霸权国与新型海洋强国在南海战略矛盾和战略利益的竞争,其法理诱因是双方对航行自由原则的认知分歧,也是美国理想主义"海洋自由"传统和实用主义"航行自由计划"的延续。中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不断发酵对中国海洋军事安全,海洋战略空间的拓展以及海上崛起的舆论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中国应当在实现海洋强国的战略背景下思考该问题的解决路径。中国超越"南海航行自由"陷阱的首务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为实现中国海洋强国争取战略机遇期;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对话,在南海构建稳定的航行自由机制;要在国际舆论、海洋法律秩序和区域海洋公共产品提供中争取外交主动,适时适度推进南海岛礁建设。     

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

自1972年中美战略和解以来的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占据优势,美国则维持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中国逐渐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这种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并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提出,只有中美之间达成类似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次战略妥协,实现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与海权大国美国的和平共处,完成东亚安全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的和平转型,东亚地区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地理学"。     

从“马拉巴尔”军演看大国印太战略互动新态势

2017年7月,印美日三国在孟加拉湾举行了第21次"马拉巴尔"联合海军演习。"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从小到大、从双边到多边,折射出印太地缘战略格局演变和大国战略竞争互动的新态势。印美日三国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加剧大国地缘战略竞争,不仅将对未来10-20年印太地缘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也给中国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带来复杂因素。中国应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推动印太海上安全合作,塑造地区海上安全新秩序,努力走建设中国特色海洋强国之路。     

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内涵与法律制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国际实践启示我们,应对和处理海洋问题的关键是,在国内应制定和实施国家海洋战略、以及保障海洋战略实施的法律制度,以固化和保障这些海洋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鉴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重点通过发展海洋经济路径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应分阶段地实施,包括区域性海洋大国/强国和世界性海洋大国/强国等阶段,并指出了在各个阶段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措施及基本指标,也论述了国家海洋战略的内涵及制定保障海洋政策和措施实施的海洋基本法的意义。     

海上通道安全与中国战略支点的构建——兼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安全考量

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的转型以及国家利益需求的扩容使海上通道安全成为一个时代性很强的命题。对于中国,海上通道的意义已经从初期强调能源运输安全发展到综合性海权利益的保障,关注重点也从"马六甲困局"的破解扩展到多点多线的谋篇布局。建设海权是中国的强国之路,确保海上通道安全是海权建设的关键性议程,而战略支点的打造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国应以海洋强国战略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依托,借鉴古代历史经验,结合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投资、港口建设的布局,分类型、按步骤地将重点港口打造为本国的战略支点,其中,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应该成为优先选项。中国应兼顾经济与安全利益,加强对两岛重点港口的现代化建设,通过划定工业园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冶炼、造船等产业的发展与升级,使这些港口兼备商用与军用功能,可为中国船只和海上力量提供后勤补给,助力中国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和掌控关键性航道。     

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海洋战略

俄罗斯是世界海洋大国,也是海洋强国。随着俄罗斯重新崛起,俄罗斯的海洋战略也 日益清晰,其海洋战略的目标远大,既涉及近海,也关注世界各大海洋;既重视安全利益,更重视海 洋资源的开发。在俄罗斯海洋战略中,北极是其重点,南极也是其关注的地区。同时,俄罗斯也加强 了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力量建设,以增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     

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

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但分别被明清政府所扼杀。东南沿海商民的海外开拓,在极端专制的明清政府看来,是游离于朝廷控制的不安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郑和则是实施明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机遇。但满清入主中原后,建立同样的极端专制统治,基本上继承明代的内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国海洋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在明清数百年东南沿海商民面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争中,强大的中央政权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视域下的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

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对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凸显。然而,印度洋并不平静,"中国威胁论"的噪音,美国和印度的印度洋战略部署以及两国在印度洋地区联合牵制中国的势头,印度洋沿岸地区局势动荡以及愈演愈烈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因素的叠加使我国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面临多重压力。压力当头,我们要主动探索相应的安全路径,从主动发出中国声音入手,以构建中美印良性互动关系、组建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多边安全机制为重点,抓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战略机遇,同时加强远洋海军建设,让安全畅通的印度洋海上通道服务于实现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大局。     

对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经济现代化水平的评价

1986年12月,越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全面革新开放的路线。从"六大"到2006年的"十     

中国当前的海上安全挑战及对策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年中国面临的海上安全挑战加大,迫使中国必须加快考虑并制定自己的海上安全战略,以确保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上权益不受侵害,同时最大程度地确保中国面向海洋的可持续性发展。     

印度尼西亚佐科政府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及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的新契机

2014年10月,佐科·维多多当选为印度尼西亚第七任总统,提出建设"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并致力于与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对接。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和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对接,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合作提供了新契机和更大的合作空间,海洋合作将成为未来两国合作的新领域,其中海洋合作的重点将在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方面。     

海上战略通道视角下中印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战略博弈

作为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印两国都有着成为海洋强国的意愿。一直以来,争夺和控制海上战略通道是海洋强国经略海洋的重点。海洋强国追求利益而进行的多次交锋,大多频繁出现在几个关键战略点上。随着南太平洋海上战略通道的价值日益明显,中印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战略博弈日益激烈。基于南太平洋海上战略通道的利益,中印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手段。然而,维护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仅依靠某一个国家的努力不可能完成,因此中印的战略博弈除了竞争之外,也不能脱离合作。     

国际海洋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纵观世界历史,国际海洋政治大致经历了权力政治至上,权力与利益政治均衡分布,权力、利益和责任政治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在技术进步和国际政治文化变迁两大因素的作用下,未来国际海洋政治将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内涵多元化、博弈和平化、格局多极化。任何海洋强国的成功之路都是基于自身先天禀赋和相关情况,适应当时海洋政治发展趋势的理性选择,中国的海上崛起也不会例外,需要在目标、路径和方式方法等方面作出相应的主动调适。     

海疆危机与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之调整

中国是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这样的地缘因素要求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既要重视陆权又要重视海权。但近代以前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却一直是以重视陆权的"塞防"为主。步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近代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进行了大的调整:先是注重"塞防"的安全战略,后是"塞防"与"海防"并重的安全战略,最后到了侧重"海防"的安全战略。这种安全战略的调整,尤其是其越来越强调台湾岛在安全战略中的独特性这一特点,与近代中国遭遇日益严重的海疆危机密切相关。     

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防御性进攻主义

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主导权竞争常常会引发大国战争。从理性角度讲,倾向于发动主导权战争的国家要么具有"趋势优势",要么具有"实力优势"。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家既没有"趋势优势",也没有"实力优势",却依然倾向于对"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国家发动主导权战争。趋势焦虑不仅可以解释传统理论中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防御性进攻倾向,更可以解释如果守成大国通过战略打压成功地扭转了新兴大国的崛起趋势,那么新兴大国反而可能因趋势焦虑而选择防御性进攻。避开从传统权力结构性分析路径,而通过引入战略心理学的"趋势焦虑"概念并构建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广义理论,将对区域主导权竞争中何者更具进攻性意愿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同时,传统理论认为,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倾向于依据静态的权力结构性而扶持区域次强国,进而达到抑制权力占优方的目标。但从战略势能演变的动态性视角分析,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并非一贯倾向对区域次强国予以支持,而是更倾向对"趋势占劣"或"战略匹配高"的地区大国予以支持,哪怕其权力尚处于优势地位。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初探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是中新两国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框架下共同提出的具体倡议,得到了两国政府和企业的认可和支持。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对于连接"一带"与"一路"、促进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发展中新关系、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和带动相关省区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建设要协调好各方利益,并将其建成一个不仅限于中新两国参与的开放性合作平台。     

奋力书写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的壮丽篇章

<正>青春与使命同行，奋进与荣光相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北京闭幕。走过与党同心、跟党奋斗的百年历程，瞻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站在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新的起点，中国共青团吹响了动员引领广大青年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力投身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激昂号角。     

借鉴外国经验为中国四化建设服务——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一点体会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从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算起,也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斗争历程。二、三十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伟大成就,同时也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两次严重挫折。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