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内涵与法律制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国际实践启示我们,应对和处理海洋问题的关键是,在国内应制定和实施国家海洋战略、以及保障海洋战略实施的法律制度,以固化和保障这些海洋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鉴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重点通过发展海洋经济路径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应分阶段地实施,包括区域性海洋大国/强国和世界性海洋大国/强国等阶段,并指出了在各个阶段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措施及基本指标,也论述了国家海洋战略的内涵及制定保障海洋政策和措施实施的海洋基本法的意义。     

北约海洋战略及其对中国海洋安全的影响

作为最古老的全球公域的海洋，承载着世界的安全与繁荣的重任。确保航海自由、海上贸易航线、海上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能源流向，都涉及北约的安全利益。在海洋安全面临着巨大的诸如海洋环境恶化、海盗肆虐、新兴国家海军快速发展等挑战下, 北约打着保护全球公域的旗号，根据后冷战时代海军执行的几个行动实践，在北约新战略概念指导下，2011年1月通过了“联盟海洋战略”。北约海洋战略赋予其海军承担“集体安全与威慑”、“危机管理”、“合作安全”和“海上安全”的核心使命。在利比亚战争中、在反海盗行动中以及目前的叙利亚危机中，北约海洋战略得到检验，尽管也暴露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如缺乏政治意愿投资海军。偏重于海洋的军事领域、并以军事手段解决海上安全的北约海洋战略，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存在着潜在的负面影响：北约的海军力量可能会遏止中国海军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可能会介入中国与邻国的海疆纷争；对中国海军保护能源安全也会构成挑战。这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确保海洋安全战略所必须高度重视的。     

广西实施“建设海洋经济大省区”战略研究

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在海洋经济、科技、资源、海权力量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也提出要在21世纪成为海洋大国,广西作为一个重要的沿海省区,对国家实施＂海洋大国战略＂要负起应有的责任,应该实施建设海洋经济大省区战略。     

当前世界海洋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作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在世界舞台上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发展趋势错综复杂,具体表现在激烈争夺海洋资源导致对海洋权益的强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某些条款内容的模糊造成诸多问题、海上安全威胁催生海洋治理、美国将海洋作为战略调整的重点加剧世界海洋不平衡格局等方面.这也使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必须努力应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从一个海洋大国发展成为一个海洋强国.     

陆海复合型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分析

2012年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2017年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标志着陆海复合型中国地缘战略向海洋转型的开始。陆海复合型大国在向海洋辐射权力之际,会普遍遭遇四大战略困境,中国目前还处于建设"海洋强国"的初始阶段,必须尽力规避或克服内外阻力,阶段性地实现"海洋强国"的伟大目标。而未来中国"海洋强国"的权力定位,一个区域性的"海洋强国"符合中国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海洋利益,但并不一定符合未来中国海洋利益的长远需要,视中国的综合国力发展与国际战略环境变化等具体因素判断,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如情况允许应该积极追求全球性"海洋强国"的实现,从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去深度打造中国的海洋战略。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视域下的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

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对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凸显。然而,印度洋并不平静,"中国威胁论"的噪音,美国和印度的印度洋战略部署以及两国在印度洋地区联合牵制中国的势头,印度洋沿岸地区局势动荡以及愈演愈烈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因素的叠加使我国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面临多重压力。压力当头,我们要主动探索相应的安全路径,从主动发出中国声音入手,以构建中美印良性互动关系、组建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多边安全机制为重点,抓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战略机遇,同时加强远洋海军建设,让安全畅通的印度洋海上通道服务于实现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大局。     

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重要的中等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澳大利亚加紧了海洋安全战略的调整,即不仅要维护其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要充当地区性海上领导力量,其海洋安全战略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远远超过了澳大利亚本土,进攻性色彩日益浓厚。为达到这一战略目标,澳大利亚一方面建设强大海军,要成为海上强国;另一方面开展广泛的海上安全合作,加强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关系,以取得作战经验,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战略措施上也呈现出积极、主动的特点。尽管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实施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国家综合实力的有限以及对待中美的矛盾心态等,但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进攻性特点以及与美国军事关系的加强无疑会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形势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大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优势,增添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亚太地区的海军军备竞赛。正在建设海洋强国的中国应当对此给予适当的关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制定出自己的对策。     

海洋战略视野下的苏联海权兴衰研究

苏联是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基于对国际形势、时代主题以及自身安全威胁的思考,苏联着手发展海军力量;而随着海军实力的发展,苏联又逐步由被动防御走向主动防御,海洋战略也从近海防御转向远洋进攻;在进攻性海洋战略的牵引下,苏联又进一步加强远洋海军的建设,同美国在全世界进行角逐,缓解苏联本土战略压力,强化了苏联的国家安全。以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为核心的苏联海权由于缺乏经济动力的支撑后劲不足,且消耗了大量的宝贵资源而得不到补偿,使其本身成为纯粹的消费者,一旦国力衰落,其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作为一个以建设海洋强国为目标的大国,中国很有必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建设与国力和国家战略目标相匹配的海权。     

以发展海洋旅游业作为防城港市建设海洋文化名市的重要内涵和鲜明特色

当前,广西防城港市把建设"海洋文化名市"战略作为三大城市发展目标之一。要把防城港市建设成为海洋文化名市,一要弘扬原有的海洋文化传统,二要赋予它新的海洋文化内涵。这其中,海洋旅游产业应成为防城港海洋文化名市的重要内涵和鲜明特色。文章从三个方面提出加快发展防城港市海洋旅游产业的对策和思路。     

应对中美关系南海困局的思考

"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剑指中国的"撒手锏",超越"南海航行自由"陷阱是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际法和实现海洋强国梦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美国打着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幌子行"舰机"航行自由,目的在于护持美国的亚太霸权地位。中美南海航行自由纷争的本质是海洋霸权国与新型海洋强国在南海战略矛盾和战略利益的竞争,其法理诱因是双方对航行自由原则的认知分歧,也是美国理想主义"海洋自由"传统和实用主义"航行自由计划"的延续。中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不断发酵对中国海洋军事安全,海洋战略空间的拓展以及海上崛起的舆论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中国应当在实现海洋强国的战略背景下思考该问题的解决路径。中国超越"南海航行自由"陷阱的首务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为实现中国海洋强国争取战略机遇期;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对话,在南海构建稳定的航行自由机制;要在国际舆论、海洋法律秩序和区域海洋公共产品提供中争取外交主动,适时适度推进南海岛礁建设。     

韩国海洋产业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韩国海洋管理从最初的分散管理体制到1996年建立统一的海洋政策机构——海洋水产部(MOMAF),再到2008年成立的管理陆地与海洋事务的国土海洋部(MLTM)的发展轨迹,显现出韩国综合性、整体性的海洋国土意识。近年韩国重点发展海洋渔业、港口产业、海洋科技产业、海洋环保产业等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海洋产业,突出了科技导向与绿色环保导向的海洋产业发展政策。韩国海洋管理与海洋产业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海洋产业管理与开发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安全制度如何分化对手联盟

分化联盟是改变国家间实力对比的一种重要方式。现有研究围绕“楔子战略”这个概念系统论述了分化对手联盟的方式和机制，并提出了“奖励型楔子战略”和“强制型楔子战略”两种主要类型，两者均强调借助物质力量进行分化，可统称为“物质型楔子战略”。除此之外，由于联盟以竞争性安全理念为内核，而部分国家基于避免冲突和降低成本的考虑会在特定时期偏向合作性安全政策，因此分化国可以将差异化的合作理念作为切入点，即以“理念型楔子战略”实现对对手联盟的理念分化。理念型楔子战略旨在通过影响和改变目标国的安全理念来削弱其对联盟价值和功效的认知，从而间接促使其疏离联盟。当分化国对目标国不构成严重威胁，分化国在目标国关心的安全议题上具有较强的话语权，且目标国与部分第三方国家在该议题上持相似的政策立场时，分化国以理念型楔子战略为手段分化对手联盟。安全制度是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主要平台，分化国可以利用安全制度提出合作性安全倡议，或者提出解决目标国重视的安全问题的合作性方案，以此为目标国提供联盟之外的替代性安全手段，进而削弱联盟对目标国的战略价值并降低对手联盟的合作水平。苏联在冷战时期提出的欧安会倡议是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一次具体实践。     

16世纪东南中国海上走私贸易探析

16世纪,在环中国海贸易圈内,传统的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活跃在东亚贸易大舞台上的除了起主导作用的福建海商,还有新航路开辟后到达这里的葡萄牙人以及日本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社会经济逐渐被纳入到近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去,环中国海贸易圈出现了激烈动荡的局面。     

试析印度自由贸易区战略及前景

近年来,印度对外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快,最明显的就是印度参与自由贸易区的力度越来越大。尤其新世纪以来,印度已经同多个国家和地区缔结了自贸协定。综合来看,印度自由贸易区战略包括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就发展前景来看,虽然有若干有利因素,但挑战也不容忽视。     

从亚太到“印太”：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变迁与回归

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重视程度远超冷战结束后的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美国为充实印太战略采取了诸多政策行动：增加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资产,强化和固化原有的“轴辐体系”,拓展或创设新型多边合作架构,提出诸如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等全球性或地区性新型倡议,将美国与各国的合作拓展到政治、经济、技术和安全诸多领域,致力于建构排斥中国的制度安排。至此,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完全转型为印太战略,其政策目标愈益明晰,政策手段丰富多元,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从等级制转向扁平化,该战略覆盖的地理范围拓展到本地区每一个角落。经过冷战结束后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洗礼、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地区一体化的种种尝试,亚太地区正面临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竞技场的风险,美国针对的国家从冷战时期的苏联转向如今的中国。美国的印太战略或者对华战略能否奏效,并不单纯取决于美国的战略规划,还将受到其他因素的深刻影响。     

自贸区与政治一体化——中日韩自贸区的战略设计及实施

中日韩第四次首脑峰会使东北亚自贸区的建设提上了日程,但是敏感而复杂的政治安全形势对自贸区的发展构成了现实的挑战。基于功能主义的现有地区合作框架并不能解决该地区深化发展所要面对的问题,中日韩三国需要构建一种基于相互承认逻辑的新地区发展战略。     

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区”战略构想探讨

为了维护东南亚地区各国的主权和独立,避免外部大国的威胁和干涉,东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了"和平、自由和中立区"战略构想.80年代,由于发生了越南入侵柬埔寨事件,使东盟中立区构想遭遇极大挫折.冷战结束以后,地区安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在形成,东盟及时调整其安全战略,组建了"东盟地区论坛",实现了由"中立"到"中心"的历史性转变.本文主要就东盟中立区战略构想的宗旨和主要原则、发展演变历程和外部大国的反应等方面做较为全面的探讨.指出,东盟安全战略的基本思路是,在大国均势格局下实现地区安全事务的自治.     

普京的大国外交战略

普京上台后，秉承灵活、务实的外交原则，对俄罗斯的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普京的大国外交战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增强国家实力，以此为基点和归宿积极推进大国外交战略；改善地缘环境，做地区强国；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做世界大国。     

Russian military strategies in the Arctic: change or continu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ature of Moscow’s military strategies in the Arctic. It is argued that the roles of military power have radically changed since the Cold War era. According to Russian strategic thinking, instead of being a coercive instrument in a glob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two superpowers and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systems, now military power has new functions, such as to ascertain Russia's sovereignty over its (not their)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continental shelf in the region, protect Moscow’s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North, prevent illegal migration and potential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critical industrial and infrastructural objects, fulfil some dual-use functions (such as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monitoring air and maritime spaces, providing navigation safety, mitigating natural and man-made catastrophes), help academic community in developing Arctic research, and carry some symbolic functions. These new roles, however, do not preclude military power from fulfilling its traditional functions, such as territorial defence, power projection, deterrence, and containment. Russia’s military modernisation programmes are described. The authors arrive at a conclusion that these programmes do not provoke an arms race or undermine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prevent negative security trends, a system of arms control and confidence-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 should be developed in the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