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体系压力与战略指向

在当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加大太空威慑不仅直接给对手带来清晰的威胁,还导致国际太空安全日益滑向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这种由美国追求太空霸权所导致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又反过来塑造着当前太空安全关系,促使其他各国在体系压力下作出包含反威慑在内的复杂应对。除了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压力,各国的太空安全战略选择还受到太空力量功效、太空法规意识、战略协调、国家互动情势、政治过程等中介变量的影响。这些中介变量不但影响国家对太空安全的认知,而且一段时间内会导致国家间太空安全决策的效率竞争型社会化。不过,随着国际社会过程不断延伸发展,太空力量功效和太空法规意识增强使相关国家安全决策更为谨慎和规范。全球化曲折推进中的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使国家间太空安全互动情势由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转变。在各国保持战略审慎的前提下,太空力量的多元化有助于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新太空安全秩序。太空全球性实质引领的共同利益观念又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人类近60年的国际太空活动曾出现过三次竞争与合作交替的历史,近10年来,在激烈的竞争中交织着深度合作成为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特征.由于太空的脆弱性、太空武器昂贵、对太空冲突升级的担心以及太空合作带来的优势,迄今为止太空冲突并未发生.但是,随着太空国际合作逐步陷入困境、国家核战略和核威慑战略的调整、太空技术和太空武器的发展以及太空威慑和跨域威慑理论研究的进步,国际太空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将增大.     

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几点质疑--兼论建立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理论的必要性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构成了现今西方三派主要的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的权力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下自助的探索,自由主义对制度、相互依赖与合作的剖析,建构主义的观念、认同和文化透视,为我们观察和分析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分析工具和框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引导意义。其中,现实主义是一种具有久远渊源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它注重揭示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实际情况,主张从权力、利益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把权力--政治行为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分离出来加以研究,并据此发展了一整套国际关系理论,有利于帮助人们认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国际格局演变的延续性和变迁的普遍性。西方特别是美英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事实上也成     

国际社会的交往构成——交往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我们生活在交往的世界,交往改变了我们对权力、国际体系本质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交往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静态交往关系和动态交往活动的总和。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交往,形成了国际社会,决定国际社会的演变,促生了国际关系行为体,将人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交往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充分阐释了人、交往、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的三位一体,既突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性,也强调了人的解放,并将国际社会的发展与人的解放结合起来。交往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具有进一步挖掘和丰富的价值。     

权利政治：国际政治的现代性转化

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大国博弈加剧，国际政治在权力政治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政治的权力困境中越陷越深。国际政治陷入思维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长期以来混淆了前现代国际关系和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差异，即前者是权力政治，后者是权利政治。权利政治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推动国际政治发生现代性转变的强劲动力，这在国际关系史和政治思想史中得到充分证明。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17世纪是国际政治从前现代转向现代的历史分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现代性价值观和权利观注入国际政治，围绕国家主权构建起一个现代国际法体系，确立了现代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权力边界和主权间平等关系，塑造了一个基于契约关系的国际权利政治社会。权利政治被注入国际政治后，权力的滥用和野蛮生长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国际政治生态逐步从野蛮走向文明。同时，权利政治也使国际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上升，国际冲突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权利冲突，权利冲突可能转化为权力冲突，权利包装下亦可能隐藏新型强权政治。权利政治为超越当前国际政治的思维困境提供了出路，也体现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科的理论突破方向。     

太空武器化及中国太空安全构建

太空技术的出现来自冷战时代的美苏军备竞赛。在世界第一颗卫星上天后,太空随之被赋予了军事化意味,太空武器化接踵而至。冷战后,为了确保太空霸权,同时维护一超独霸的地位,美国不惜重拾冷战时代的太空武器化政策,由此,引起其他国家的相应回应。太空武器化程度逐渐抬升,给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造成严重威胁与挑战,引起反导系统和太空军备竞赛,增加核战风险,阻碍世界核裁军进程,也给太空商业开发、"太空2030议程"等带来诸多挑战。太空武器化给中国太空安全造成巨大的挑战与威胁,使中国太空资产的安全陷于危险境地,中国利用太空资产的自由有可能被限制或被剥夺,战略目标(包括战略核力量)受到太空系统的侦察与打击的威胁。为应对太空武器化的威胁与挑战,从安全上加强太空威慑力量建设,构建中国的太空安全体系显得紧迫与必要。     

中美太空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中美建交以来,双方在诸多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太空领域直接合作的成果却有限.美国不愿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出于多种考虑:担心敏感技术转移会促进中国导弹技术和反卫星武器的发展;自私自利的国际太空合作标准;与中国的合作有损其"人权卫士"声誉.但是,中国在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积极开展太空外交,谋求太空多极化,促使美国考虑与中国建立太空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一些美国人提出了中美太空合作的三种方式:在太空商业领域合作,换取中国对事关美国安全利益的支持;在诸如太空碎片缓解等较低层次的太空活动领域合作;共同参加国际多边太空合作.     

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实践。在外层空间探索利用实践中,征服空间、利用空间的能力决定着空间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而空间主体的互动关系对空间"生产力"——空间技术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冷战时期,美苏的空间技术作为核威慑战略的附属物,呈现出相对均衡的态势。双方均害怕对方在某些技术优势方面取得突破,也不希望空间技术在更大的国家范围扩散。由此,在安全互动实践中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以初步发展。冷战后,外层空间国际安全互动实践中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失衡。由于美国的反对,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完善踟蹰不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揭示出,外层空间安全互动过程同样是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支配和制约的。空间技术的全球化本质不仅预示了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价值取向,而且启迪着现实努力的理论逻辑。针对冷战后外层空间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中国应大力增强自身空间实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反对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国际努力,同时要善于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外层空间活动行为准则的制定。还要通过外层空间特定资源管理机制的建构,积极探索外层空间共存共生、合作共赢的开发利用方式,最终实现外层空间的战略安全与外层空间包容、普惠、和谐的发展。     

互联网对国际政治影响机理探究

互联网开拓了国际政治新空间。互联网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其内在运行逻辑的外在表现。互联网以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或是引导或是否定行为体的行为,迫使行为体服从其内在的法则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作者首先以层次分析法梳理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之路径,即个人、国家与国际体系。其次,阐释互联网作用于国际政治之运转核心,即国家利益、权力与安全,说明没有绝对的互联网自由,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至上。最后,揭示互联网助推国际结构变迁之作用,即催化、同步和建构作用。互联网作为信息媒介,可促使某些社会因素推动国际政治中的变革;作为先进技术,可促使国际政治自身的进展与时代发展不断相互确认;伴随微博和社交网站出现的人人互动的交际方式,使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进化的条件在互联网世界中有所形成。     

美日同盟新空域:网络及太空合作

美日在网络及太空等新空域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互动。美日在网络空间的合作由关注经济向关注国家安全过渡,表现出起点高、跨机构、机制化、功能明确等鲜明特点。美日太空合作其趋势是合作内容由简单向复杂演化,合作领域由民用向安全深入,合作对象由双边向多边拓展。美日太空合作与网络空间合作相比,表现出起步早、近期提速快等特征。目前,美日网络合作与太空合作出现战略设计、机构协作以及机制推进的同步化。美日欲打造"网络同盟"、"太空同盟",还需要面临战略设计、法律界定、技术合作以及互信确立等方面的挑战。同时,美日在新领域迅疾而富有特色的合作,迫使我们不得不审慎地思考网络与太空安全议题。     

“印太”视阈下印度太空战略的进展、动因及挑战

当前基于技术的权力成为主要国家扩展国际权力的有力依托，而太空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为此印度政府接力推动其太空战略，在基本解决运载工具问题之后，利用低成本策略积极开拓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并全面加强空间探测和载人航天等主要领域的顶层设计。随着美国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印度太空技术发展迎来了有利时机。印度在保持与俄罗斯开展太空技术合作的同时，积极利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带来的技术引进和市场准入机会。当前印度的太空技术取得了较快发展，但面临的制约也显而易见。除核心技术差距外，印度私营部门参与太空产业化的步伐也落后于主要国家。印美太空合作还受到美国太空霸权的影响，这也成为印度对西方国家战略疑虑的重要来源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和印度有动力也有责任在太空领域开展更多合作。中国积极推动中印在太空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为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创立典型路径。     

亚洲太空力量的崛起:现实与趋势

本文以中国、日本、印度为重点,对亚洲太空力量的群体性崛起,亚洲太空格局的特点,以及美国的亚洲太空"再平衡"及其影响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和深入剖析。本文认为亚洲太空力量已经成为国际太空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对推动国际太空格局向多极化,国际太空治理向民主化方向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亚洲太空力量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亚洲主要太空国家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亚洲整体太空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太空利用的扩展,但亚洲太空合作不仅受到太空问题"政治化"、太空合作机制碎片化的困扰,美国亚洲太空"再平衡"更使亚洲太空形势特别是太空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如何防止亚洲太空竞争演化为太空竞赛乃至太空军备竞赛,深化泛亚洲太空合作,成为亚洲国家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日本太空安全观的演变

日本太空安全观经历了重要的改变。冷战时代,太空技术主要限于"和平利用",以显示遵守《和平宪法》,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换取国家安全。冷战结束前后,日本自卫队先后多次参加维和行动,以及为美军提供支援,但是发现没有天基资产是与美军存在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自卫队要求利用天基资产为国家安全服务。朝鲜进行弹道导弹与核活动,严重威胁到了日本国家安全,为日本自卫队开发军事太空系统提供了机会。同时,国会通过法律允许太空军事利用,为国家安全服务。这是日本太空安全观的重大变化。此外,《美日联合防卫指针》和美国的亚太"太空再平衡",要求美日进行太空安全合作,确保国际太空安全,为国际和平服务。这样,日本的太空利用扩大到太空安全领域。日本太空安全观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国际秩序危机与转型态势探析

全球化、美国单极格局和制度化合作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显著特征.通过观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体系内行为体的互动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秩序的转型方向.受疫情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地区合作受阻,进一步加剧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反向联动.同时,疫情凸显美国体系领导力缺失,大国制度博弈愈演愈烈,既有体系结构的不稳定性提升,冲击现行国际秩序.整体而言,国际秩序未发生本质改变,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进一步持续、制度安排中功能性合作与新制度建立加速推进.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将在重组整合中波动前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积极推动多边主义进程和"一带一路"倡议应对国际体系无序状态的同时,以国内发展作为应对秩序转型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     

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     

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安全化动向

拜登政府按照安全化逻辑不断充实美国太空战略的既有内涵，形成了覆盖战略指南、优先次序、基础设施、军事能力及至国际合作的完整体系。其动力从表面看来自两个方面：为了节约资源而优先追求太空规范霸权，为了提升威慑效能而强化太空军事霸权；从深层看来自美国重振国际体系霸权的意图。由此，拜登政府太空战略实现了间接—直接目标、规范目标与军事—政治—经济目标的有效整合。其中，拜登政府着重加强两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围绕太空军控规范、太空和平利用及规范建构联盟建设等提升美国的太空规范能力，二是聚焦优化太空作战体系、强化防御能力和开发前沿战力等巩固美国的太空军事能力。今后，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规范化、军事化和系统化特征将进一步强化，可能会对太空治理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     

国际太空活动的地缘政治

国家权力的实质性内容及其表现是对重要自然地理空间的控制。随着科技的进步,太空成为人类新的地缘空间,空间技术成为21世纪的权力政治。自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紧随其后,美苏两国掀起太空争夺战,世界两极格局也扩大到太空。冷战后,国际地缘政治背景发生深刻变化,太空格局也从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转变为多极化格局。走向太空的国家越来越多,太空探索呈现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而各国在太空展开的博弈,实际上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在太空领域的延伸。     

国际安全视角下太空军控的缘起、演进和发展动向

推进太空军备控制关乎各国航天事业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1957年苏联太空力量的出现,使美国产生了“导弹差距”的恐慌,双方很快就展开了太空军备竞赛。在核恐怖对峙中,美苏双方逐渐认识到,实现太空军备控制符合双方战略利益和国际社会期盼,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了太空军控第一阶段的系列成果。1991年苏联解体后,太空领域出现了权力严重失衡的局面,太空军控由20世纪70—80年代的弱纳什均衡状态转瞬陷入徘徊、倒退。冷战前后的第二阶段因美国的阻挠和退约,太空军控成果乏善可陈。2011年以来,太空军控进入第三阶段,呈现出大国激烈角力、阵营泾渭分明、议题交叉融合等特点和态势。面对太空军事化的严峻现实,世界各国需要在总结太空军控历史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遵循其内在机理和规律,积极探索和参与制定推进太空军控的有效应对策略和议题方案。     

国际关系新现实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流派之一。它区别于汉斯·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更注重经济现实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用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性来解释当今世界的竞争现实与趋势，强调冲突与合作。是当今西方新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本文对这一流派作了评介。     

进程合作论:理论模式、价值与未来研究

"进程"本身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含义,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进程"概念,应该是指一个社会化的互动过程,它既是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学习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过程。以进程为变量解释国际合作形成的理论被我们称为"进程合作论"。进程合作论认为,进程能够推动国家加强对话和学习,接受规范和法治,帮助国家建构集体身份,从而为合作提供强大的认同基础,而国家之间的合作行为,又能扩大共识,再现规范,强化共有利益观念,从而又推动进程的维系。"进程合作论"的基点在于进程,进程既构成合作的原因和手段,又成为合作的结果和目的,进程与合作相互促进,相互加强,共生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