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印欧的欧亚地缘战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以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姿态建设性参与全球秩序重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带一路”与既定地缘政治格局中某些国家的利益和战略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和博弈。为此,本研究试图从“一带一路”与美俄印欧版“一带一路”之间的互动关系中,考察美俄印欧基于各自地缘政治经济利益而制定的地缘战略,以及客观上所形成的地缘挑战,提出中国的应对举措。本文认为,源自于特朗普弱化美国国际领导责任的地缘战略,“C5+1机制”对“一带一路”并不具有反制的地缘战略效果;中俄互信固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则受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地缘战略不定性的影响,不可忽视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之间存在地缘利益失衡的潜在风险;印度“印太构想”等互联互通战略和“大国梦想”背后的地缘战略考量,势必削弱“战略对接”在人们预想中的相关积极功能;欧版“一带一路”反映出欧盟试图通过所谓的“可持续”亚欧联通战略提升在亚欧大陆话语权的地缘战略考虑,但其内部的认知分歧,使其无法摆脱中国对其“分而治之”的疑虑。     

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下称“战略”)经过大平、铃木两届内阁的积极提倡,已经初步成形。这个被日本舆论称为“集国策之大成”的战略,是日本领导层面对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为谋求“国家安全和发展”而煞费苦心提出的一套完整设想。不仅如此,日本还有意把它作为“综合安保的‘国际版’”加以推行。铃木首相1981年访美和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曾多次强调,希望这一“战略”能成为“整个西方盟国的共同战略”。内容和特点“战略”的提出,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摸索。早在70年代中期,政界、财界和学术     

美国“网络自由”战略评析

为了操控国际互联网的政治传播,近期美国政府制定并加紧推行一整套“网络自由”战略。该战略包含理念输出、资金支持、技术研发和组织运作等几个方面。究其实质,美国“网络自由”战略是信息时代美国家利益在互联网上的延伸,是美式“民主”、“人权”和美国霸权主义在虚拟世界的扩张和体现。认清美国“网络自由”战略对世界和中国的负面影响及其“网络自由”主张的虚伪性和危害性,加强对互联网和虚拟社会的管理,具有战略重要性。     

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转变：考量与影响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后，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经历了文在寅政府时期“谨慎且有限地参与”以及尹锡悦政府时期“积极地调适型参与”两个阶段。尹锡悦政府执政后转变对“印太战略”的态度，主要包含对朝鲜实施安全威慑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以加入“印太战略”为杠杆重塑中韩关系从而缓解安全困境、推广“韩式民主价值观外交”以提升韩国在地区秩序中的地位以及推进“东盟政策”以寻求经济新增长点四大考量。从短期看，这一转变将激化朝韩矛盾，加剧地区紧张；提升“印太战略”的经济吸引力，对“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挤出效应；强化“印太战略”的“去中心化”特征，在地区秩序构建上增大对中国的压力。但从长期看，由于尹锡悦政府并未脱离“立足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战略”的原则，仍具备“底线理性”，加之“印太战略”无法有效满足韩国的经济、安全与战略诉求，韩国缺乏持续参与“印太战略”的动力，其负面影响总体可控。     

日本“印太战略”的新走向

日本“印太战略”由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经现任首相岸田文雄继承和发展,已经逐步确立。当下日本“印太战略”理念宽泛,议题和伙伴广泛,泛安全化色彩浓重,是兼具结盟性、遏华性、安全性和全球性的综合国际战略。日本强化“印太战略”受维系经济强国地位、“政治大国”夙愿以及遏制中国等考虑的驱动,将影响全球发展、损害区域海洋安全、干扰中国统一进程。同时,日本强化“印太战略”也面临着战略透支、经济基础不稳和外部支持不牢三重制约,这些制约因素虽难以在短期内扭转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方向,但将限制其成效。     

二战前斯大林的“双重对外战略”

二战前斯大林对外战略的基本特征是“双重对外战略”, 即“世界革命”与“和平共 处”, 在实践上则集中体现为二者交错进行, 前者让位于后者, 且在“和平共处”中由“集体安全”转 向“中立自保”, 结果失败。“世界革命”反映了斯大林的世界理想, “和平共处”则更多地体现了斯 大林的国家主义, 战略的转变是国际形势变幻的结果, 也是斯大林对外政策双重考虑的产物。“双 重对外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也造成了许多不好的深远影响。     

透视日本军事安全战略

二战后，日本的军事安全战略发生了多次转变。冷战期间，其安全战略的基础是美日安保同盟，实行“立足本土，专守防卫”；冷战后，日本新防卫战略日益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已从“本土防御”向以地区干预”为核心的“攻势防卫”战略转变。其战略的基本走势是：战略重心加速转向“针对西南方”，抓紧实施海上力量“南下西进”的战略步骤，拓展外向型军事安全战略空间，提升武器装备的高新技术优势，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军事安全战略的调整将使得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更加严峻，对我国维护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特别是对台湾海峡局势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伊斯兰世界：美国的霸权支轴（续一）

三、“9·11”事件与“伊斯兰威胁” 如果说,地缘战略和能源战略利益构成了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战略的部分实质,以及实现和维护全球霸权的部分基础,那么应对和消除“伊斯兰威胁”     

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与前景评估

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具有四个方面的资源优势，即与“印太”地区的长期联系所奠定的历史基础、本国强大综合实力所提供的重要物质基础、“印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生态所创造的外部条件以及参与并赢得大国竞争经历所积累的丰富战略经验。美国“印太战略”在认知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战略层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首先，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与推进提升了国内两党对“印太”地区重要性的认识，同时还促进了其他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印太”地区的关注与政策跟进。其次，美国“印太战略”的总体政策架构已经形成并日益完善。再次，美国“印太战略”对被其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构成了较大挑战。然而，该战略的推进也面临着六大制约因素。因而，“印太战略”的前景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与行动，还取决于其他诸要素的共同作用。     

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想象——基于与美国的简要比较

自特朗普提出并实施美国的“印太战略”以来，印度的战略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在此背景下，印度的“印太”构想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争论到共识的演进过程。当然，印度并非完全认同和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相反，莫迪政府推进“印太战略”有着自身的诉求与期待。本文以批判地缘政治学为理论视角，旨在考察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三大诉求，并尝试挖掘印度实施“印太战略”背后的认知与地缘政治想象，并与美国进行比较，以揭示两国差异行动的主要驱动和基本逻辑。通过考察发现，印美在国家角色定位、自我—他者关系和战略区域划分等主要方面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印度政府和美国政府对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想象分别类似于“W形行动圈”与“半嘴形包围圈”的战略图式；印度追求领导性大国、构建多维身份认知以及经略“印太”海域的战略诉求有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中长期利益。印美两国对于“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想象差异将直接影响各自战略的走向和两国的合作模式。     

美国战略界对台政策辩论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当前,美国战略界围绕是否坚持战略模糊政策展开新一轮对台政策辩论。主张调整模糊政策、军事介入台海冲突的“保台派”快速兴起,但遭到“弃台派”和“维持现状派”的批判。三大派别都以美国台海利益、维护美国霸权最大化为逻辑起点,但不同的工作经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加上中美关系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变化的影响,导致他们在对台政策上的认知差异。这种政策差异本质上体现了美国战略界对于台湾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是“战略资产”还是“战略包袱”的不同评估。因其内在缺陷,“保台派”的主张不会成为美官方的正式政策,却将在某些方面修正“维持现状派”的主张,进而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     

延边实施“大经贸”战略的几点思考

“大经贸”战略是一种外向型经济战略，是延边地区经济外向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从理论、实践、客观要求、社会条件等方面探讨了延边提出“大经贸”战略的依据，提出了延边实施该战略的4种思路、5个突破重点以及具体落实“大经贸”战略的8项措施。     

日本对非战略的调整

二战以来，日本对非战略诉求经历了从“重视经济”到“经政并重”，再到“政治为主、经济为辅”的调整。目前，非洲成为日本争做“政治大国”战略的“外交支点”之一，其对非战略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全球治理与中国对外战略”——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2016年年会综述

2016年11月5～6日,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和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2016届年会”暨“全球治理与中国对外战略”研讨会,与会的16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战略疆域与国家安全”、“‘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对外战略”、“地缘政治与区域国别研究”、“世界新秩序构建与中国外交”等专题进行深入研讨,提出了不少值得思考的观点和意见.     

新时期中国的大战略——对“十八大”报告的战略解读

本文以中共“十八大”报告为蓝本,辅以中国新领导集体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同时结合近年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及外交实践,从战略目标、战略环境、战略条件、战略理念、战略布局五个方面对新时期中国大战略做全景式描述和分析,提出了中国大战略所追求的近、中、远期目标,以“三个自信”为核心的战略条件,以八个“必须坚持”为支撑的战略理念,并将中国大战略概括为内政、外交、国防、对台、党建等五个“五位一体”.本文的结论是:以中共“十八大”报告为标志,新时期中国大战略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文本,对于指导中国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战略意义.     

从属侧施压:同盟强化还是同盟瓦解?——“进攻性楔子战略”成败的政治条件及其类型化研究

在研究同盟分化的议程中,关于“楔子战略”的类型化研究很多,但是关于不同类型“楔子战略”背后差异化的因果机制及其传导过程的研究却很少。“从属侧施压”是“进攻性楔子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特指利用危机向特定类型敌对联盟中的次要盟友进行安全施压,进而促成敌对联盟内部关系紧张直至瓦解的一种同盟分化手段。通过对“从属侧施压”这一微观同盟理论各要素间共变关系的研究发现,大国间“现有权势对比”“权力变动趋势”和“权力盈亏态势判定”是决定“从属侧施压”战略实施效果的三个核心变量。同盟主导国在“实力较强”且“趋势焦虑”情势下介入盟友危机的意愿最强,反之则最弱。对于“实力较强但趋势占优”和“实力较弱且趋势焦虑”两种不确定情况,借助于“前景理论”对同盟主导国“权力盈亏态势”进行辅助判别,则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理论的提出,不仅对现有“进攻性楔子战略”具体实施条件、时机把握与策略选择有着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也有助于战略实施方避免因条件与时机误判而促成事与愿违的敌对同盟强化。     

印度“东进政策”的发展演变、区域影响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提出“东向政策”,旨在搭乘东南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快车,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以此摆脱经济和外交困境。莫迪政府上台后,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进政策”,旨在围绕海洋安全和互联互通议题,扩大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影响力,实现“有声有色”的“印度梦”,这是印度海洋战略的域外延伸,并标志着“东向政策”从低位政治领域向着高位政治领域的迈进。“东进政策”以拓展印度的战略空间和实现印度大国梦为目标,以制定海洋安全战略及拓展海洋安全合作为手段,积极拓展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蓬勃上升的发展态势。东盟历来奉行“大国平衡”战略,随着域外势力介入,其在遵循“平衡战略”的同时,也提升了印度在其伙伴名单中的亲疏层级。对中国而言亟须采取加强与东盟经贸关系的措施,发挥经济的“压舱石”作用,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的对话与妥善解决,增强中印共识与战略互信,改善中美关系等,以应对印度“东进政策”产生的影响。     

现代化理论的演进及拉美现代化道路研究的主要问题

现代化理论经历了从“西化”到“本土化”再到分化与综合的演进历程。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经历了“单线”论到“一元多线”论的转变。现代化研究涉及的基本问题包括 :现代化的内因与外因 ,现代化因素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 ,等等。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的实质性问题是发展模式或发展战略问题。把拉美现代化的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侧面结合起来 ,其发展战略可分为 :工业化战略、经济增长战略、社会发展战略、政治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几个方面     

国内因素对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影响研究

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国政府实施“印太战略”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美国政府的领导人意象作为核心因素，从国内层次决定着不同时期“印太战略”的推进和调整。以霸权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对外结盟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为主的美国战略文化作为深层次因素，对“印太战略”的内容和特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公众、企业、智库和学者等社会各界对“印太战略”的支持即国家—社会关系是该战略得以持续实施的重要原因。总统共和制度、三权分立制度和两党制政党制度等国内政治制度作为操作性因素作用于“印太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这四个国内因素相互融合、缺一不可，共同影响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