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生物安全战略初探

生物安全威胁既指有恶意的生物恐怖等攻击行为,也包括自然爆发的流行疾病。基于生物安全威胁的全球传播性、高难度防扩散性以及生物安全的前瞻性、科学支撑性及敏感性与沟通性原则,生物安全战略可以从国际合作、国际机制的建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疾病监控与报告机制的完善以及政策决策与科学相结合等方面予以实施。     

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及其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竞赢”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了《新冠应对和大流行防范的国家战略》《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等聚焦生物安全的系列文件和倡议,标志着生物安全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议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物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通过调整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投资和开展卫生外交三种路径来推行其生物安全战略。该战略呈现出“全社会”“伪多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化”等特点,其目标在于：以促进美国生物安全强化美国整体国家安全、以生物安全为议题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以发展生物产业巩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在美国已确立对中国实施全面“竞赢”战略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和生物技术经济两个方面。拜登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以“竞赢”为基调的生物安全战略使得中美生物安全合作前景黯淡。     

论联合国的法律秩序

联合国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机构，但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在其组成、运作及作用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法律体系；它的成员国也越来越多地利用其宪章、条约、文件和决议的法律权威性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和国家利益服务。因此，研究和探讨联合国法律秩序的构成、创制法律的程序及执行法律的机制对推动联合国的改革，促进国际社会的法制化，有效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将有重大意义。一、联合国法律秩序的构成联合国的法律秩序由宪章、内部决议、建议、宣言、公约、约束性决定以及适用于联合国的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与习惯法构成，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     

生物安全时代：新生物科技变革与国家安全治理

科技进步改进了人类对天然生物危害因子的操控能力,在诱发新的生物安全危害形态的同时,也赋予了生物安全客体的源头难以追溯性、生物安全主体的多元性、生物安全危害演变机理的复杂性等特点。生物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非传统安全的非传统特点。随着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日益显著,21世纪或将成为生物安全的时代。新一轮生物科技变革及其与人类社会互动衍生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逐渐触及人类安全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内源性危机或挑战。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能力、优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不仅是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对人类科技文明与政治文明的新探索。     

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研究

大湄公河次区域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和大国战略相互作用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当前GMS政治和安全形势的发展使建立该地区某种形式的安全机制的必要性日益被各方认可，但如何协调大国间的战略意图和GMS各国间的关系以及完善GMS地区安全行动协调机制已成为GMS安全合作所面临的挑战。倡导“以合作求安全”的理念、“先易后难”的务实态度，“积极推动”的政策取向是构建GMS安全合作机制的有益思路。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生物安全

本文简述了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的转变 ,在非传统安全理论视角下探讨了以自然的传染病威胁和恶意的生物恐怖主义威胁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安全威胁的非传统特点 ,并对由生物安全所引发的“人本安全观”作一理论的反思。     

构建大湄公河次区域争端解决机制的思考——以区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模式为鉴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于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涉及流域内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6个国家。对任何贸易体制而言，无论是全球性的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区域性的双边或周边贸易体制，争端解决机制是其贸易规则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对GMS来说同样如此。因为，无论GMS贸易自由化规则设计得如何科学合理，若没有一套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其实施的后盾，6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就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新形势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发展趋势分析

自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正式启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X来，次区域合作已走过20年的历程。20年来，GMS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深化，已成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及南南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尤其是桥头堡建设战略下，GMS新十年合作的战略重点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合成生物学时代：生物安全、生物安保与治理

合成生物学是现代生物学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它将工程学的理念引入生物学研发中,汇聚性地融合多学科概念、方法和工具,从而能够设计、改造或创造新颖的或具有专门功能的生物系统或生物体。合成生物学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革命性的进展有望改善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然而,作为典型的两用性研究领域,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伴随一系列潜在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的双重风险,将给人类、动植物和生态环境带来重大危害,给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现有治理模式已不再适应合成生物学的高速发展和颠覆性变革。为探寻合成生物学领域风险治理的适当模式,需要根据合成生物学发展现状和趋势,客观、有效地分析合成生物学发展所附带的安全和安保问题及演变趋势,进而从国家法律规制、政府监管、科学共同体的自治以及政府、共同体的国际合作与对话等方面,探讨动态调整的综合性合成生物学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风险的治理模式。     

论GMS地区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利益的实现

GMS地区虽然是一个历史文化多样、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的地区,但GMS地区主义的多样性在GMS迅速发展的进程中,为成员国共同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GMS地区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各种阻碍,中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就需要克服GMS地区主义发展中的各种阻碍,抓住发展机遇,维护和实现其政治价值观念、国家安全利益及国际经济安全。     

论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NGO)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在使相关国家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破坏和生态系统退化。由于区域内国家政治制度不一、法律制度不完善、生物保护专家缺乏等原因,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陷入困境。一些大型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NGO)通过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和施加压力等方式,参与到 GMS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国环境保护法律机制研究

二战后，韩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为应对环境问题，韩国构筑了由中央为主导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确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起环境纷争调整制度，律师团体也积极推动开展环境诉讼，最终形成了环境保护法律机制。迄今，韩国在该机制作用下，环境形势出现改观，向“低碳绿色经济增长”的环境与经济相协调的方向发展，为此，韩国总统李明博受到联合国的表彰。但是，韩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机制仍有改善的空间和余地，尤其环境诉讼制度有待完善。     

印度环境保护法律机制评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逐步形成由环境政策、环境立法、环境司法、环境执法等组成的环境保护法律机制。印度环境立法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环境司法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公益诉讼在维护环境正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面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印度环保法律机制已经开始转型，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遵循市场机制原理，重新配置权利和义务。但也应当看到，印度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和谐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     

进一步推动GMS合作升级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有直接联系。20多年来,GMS国家已经在多个合作机制中取得了进展。本文就推动GMS合作升级,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了建议。     

新冠病毒疫情、生物安全与东亚合作的新未来

当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其造成的冲击主要包括危害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严重破坏地区和全球经济、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定等。新冠病毒因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致死率高等特点,这势必也会成为东亚区域繁荣与稳定的新挑战:一是严重损害中日韩三国民众的生命安全;二是多领域冲击东亚乃至全球经济;三是敌对势力借此攻击中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可见,生物安全在区域经济开发和相互依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对此,应处理好两组关系:一是生物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二是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中日韩可从地区卫生安全为切入点和战略抓手来推进三国的医疗合作,消除日韩两国对中国发展的猜疑和不信任,推进三国的战略互信,然后逐步过渡到"高敏感领域"。     

中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ODA现状分析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是指由澜沧江——湄公河流经的6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和中国）组成的一个次区域合作机制。GMS由亚洲开发银行于1992年最先提出，旨在将湄公河地区特有的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转换为新的亚洲经济增长点。亚洲开发银行实施这一GMS项目计划用于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引导公共资源转向整个区域的私营投资。从第二届起，每年召开一次6国部长级会议，并确定了8个主要合作领域，即：交通、能源、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投资、旅游、通信和禁毒。     

“21世纪生物安全：态势·理论·实践”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

正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研判当前我国面临的生物安全形势,总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推动生物安全相关理论和法治研究,促进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2020年6月30日,国际关系学     

GMS框架下次区域经济走廊功能的演变机制研究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已经成为亚洲地区主要为欠发达地区发展服务的、最具活力的重要合作机制之一,形成了宽领域、多渠道、多元化、深层次的发展格局.经济走廊是在1998年GMS第八次部长会上提出的概念,是指将交通走廊的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为GMS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往来提供便利.     

云南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的地方参与主体,云南省在中国的周边国际组织外交中扮演了一个新鲜的角色.首先,云南省的积极推动是GMS得以诞生的一个动力源;其次,特殊的制度安排使云南省在GMS中享有"半决策主体"的地位,并发挥了中国方面主要执行主体的作用.云南省参与GMS16年的历程是地方政府作为直接参与者与国际组织发生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     

越南投资法律环境分析与投资对策

投资法律环境是投资成功极其重要的一环,是保障投资者利益的关键。投资法律环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针对外来投资商贸活动所制定的有关法律规范、政策和采取的相关措施,它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等各个环节与状态构成。接受外来投资不仅要求东道国有良好的交通、能源、供电、供水等基础建设和基础原材料的供应等硬环境,更需要能够规范投资和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的法律环境。当前,中国企业对越南投资呈加速增长趋势,但也遭遇到一些问题,使一些投资项目难以获得预期效果,甚至遭受重大影响。因而,对越南投资法律环境进行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