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突进及其影响

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最高级别政治安全对话实现常态化运行；安全合作机制更为完善、多元；安全合作实践由“务虚”走向“务实”。美国是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突进的桥接点和外部动力源，并将推动构建机制化的美—日—北约战略联动关系。日本与北约各自的战略需求是双方靠近的内生动力，共同的威胁认知促使双方战略关系升级。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升级的进程将受到机制性、客观战略资源有限性及主观战略意志等要素的牵制，双方在短期内将不会形成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但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的突进将进一步刺激日本“大国化”追求，强化国际社会阵营化、对立化发展趋势，加剧地区局势动荡。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 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 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 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 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 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 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 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 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 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

湄公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利益角逐的战场。近年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欧盟等区域外大国和地区组织对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积极参与,使得大国利益在该地区交汇重叠,相互竞争、博弈的局面在该地区激烈上演,呈现出合作"机制拥堵"的局面。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湄公河地区的现实需求,不仅保障力度不够,且各机制之间彼此牵制,反而妨碍了该地区开展更加深入的开发合作,这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来说并非幸事。如何协调各大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利益与重大关切,真正考虑湄公河国家的利益诉求,并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维护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促进本地区繁荣,成为中国深化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可加强与区域外大国的战略对话和协调,以政治互信促安全合作,以安全合作促地区稳定,从而减轻区域外大国的掣肘。同时,中国也要站在更高和长远的立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目标,避免对抗,坚持良性竞争。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引入大国竞争以达到战略均衡与通过"东盟方式"建立地区合作机制,这是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进程中并行的两种战略,大国竞争究竟是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动力还是障碍?作者在总结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国竞争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尽管大国竞争在冷战时期为该地区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而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冷战结束后该地区部分国家在加强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的同时,希望通过引入大国竞争达到战略均衡并为地区经济合作创造一个稳定而安全的战略环境,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东亚国家若要继续深化地区经济合作,必须进行新的战略选择,而战略选择的关键是,如何从目前通过引入大国竞争以满足部分国家的利益而全面转向通过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寻求地区共同利益。对大国竞争过分依赖的战略不但会影响地区共同利益的构建,而且会削弱甚至阻碍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深化。     

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始终与东亚区域合作紧密相关，两国在地区战略上的协调或冲突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20世纪70、80年代中日关系在互利性地区战略结构内取得了高速发展；冷战结束以后日本追求“政治大国”战略，使历史问题对中日双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但由于地区合作中主要是美亚矛盾，中日两国矛盾不太突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日在东亚区域合作的战略选择上分歧增加。建立地区合作与战略协调是建立持久稳定的中日关系的必要保障，然而，美国重返亚太则使中日在地区层面的合作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从“六方会谈”看东北亚经济合作

“六方会谈”是由中国政府发起为解决朝核问题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的政治行为,它是一个维护地区政治安全与稳定的多边协调机制,它不仅从发展走势上影响着东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而且还影响着东北亚经济合作模式的选择。在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区域化背景下,中国政府应把这一解决地区争端的多边协调机制作为与东北亚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基础,制定自己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促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步伐。     

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并因此展现出以合作安全、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多边安全为特征的理论逻辑。美国出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动机，对亚太地区施加以竞争安全、封闭安全、分割安全和单边安全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范式，导致该地区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安全阵营化趋势加快、安全困境螺旋上升和非传统安全竞争日趋升温，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一个新的安全范式，即以合作安全应对竞争安全、以开放安全对抗封闭安全、以共同安全替代分割安全、以多边安全超越单边安全。针对美国推行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亚太地区的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提供了实践路径，包括促进地区大国良性互动、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机制、塑造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强化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     

孟中印缅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探析

孟中印缅地区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三股势力"、跨境犯罪、传染疾病和自然灾害等。受政治互信不足、利益认知差异、经济实力制约以及域外大国干扰等因素影响,当前孟中印缅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多边合作缺乏,合作范围狭窄,机制化水平较低。要加强孟中印缅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国应积极倡导并实践新安全观和亚洲安全观,稳步推进合作机制建设,主动提供公共产品,并与域外大国加强协调与合作。     

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一种长 期战略考虑，是一种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结构性转型，美国要致力于重建亚太地区 的领导地位，并主导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不同于将亚太地区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战略，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所采取的措施是两面下注和两面套利，一方面把中国确定为战略“假想敌”，挑 动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也尝试积极推进 中美合作伙伴关系，防止亚太地区陷入冷战对抗的泥淖。中美两大战略资源系统如何协调彼此关 系，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秩序的关键因素。从全球化时代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现实出发， 构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竞争、聚同化异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中美战略协调和预防性 合作，将是化解这一危险的战略思路。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中俄能源利益分析*

进入21 世纪以来，世界大国对能源的争夺加剧，欧亚大陆腹地（尤其是中亚地区）正 日益成为大国激烈角逐的竞技场。中俄作为中亚地区的两大邻国，出于商业利益、国家安全和地缘 政治关切，都对该地区极为重视，在防止其他大国插手中亚事务、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方面彼此互相 倚重。中亚地区是中俄两国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地缘战略空间，相互竞争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负 面影响不可避免，但这也为中俄之间展开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创造了契机。作为地区合作与安 全架构，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内平衡的是两大强国的利益，反映了中俄两国维护欧亚大陆安全的 共同需求，并且使中亚国家能够在平等基础上与本地区大国探求促进合作与安全的途径，因此上 合组织为协调中俄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关系和加强合作构建了良好平台。     

东北亚战略安全新变化与中国和平发展的理性思考

东北亚战略安全新变化根源于东北亚战略结构的演变。东北亚战略安全新变化导致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压力增大,面临不同意识形态挑战的压力持续上升,与周边国家合作成本增加,国家合作将更加困难。中国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必须以包容性增长为东北亚战略安全合作发展的前提条件;确保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基础;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维护朝鲜半岛安全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关键;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稳定周边环境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必然选择;积极倡导探索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机制是维护东北亚战略安全的最终归宿。     

中国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贸易状况及对策研究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由湄公河流域的6个国家参加,旨在改善该区域的基础设施,扩大贸易与投资。本文以中国云南省与该次区域的其他国家的贸易活动为出发点,通过分析云南省参与GMS合作的贸易状况,提出云南参与和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思路,以推动云南省经济的发展。     

Climate finance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 countries lack sufficient funds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The growth of projects under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is not consistent in the region and the relation of that growth to national GDP is not equivalent either. The disbursement of climate funds promis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onor organisations to different countries in GMS region is very low. A few countries have relied more on external funds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while some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funds. A strong database and involvement of civil societies might help the region better utilise these climate funds.     

新形势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发展趋势分析

自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正式启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X来，次区域合作已走过20年的历程。20年来，GMS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深化，已成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及南南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尤其是桥头堡建设战略下，GMS新十年合作的战略重点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太空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体系压力与战略指向

在当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加大太空威慑不仅直接给对手带来清晰的威胁,还导致国际太空安全日益滑向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这种由美国追求太空霸权所导致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又反过来塑造着当前太空安全关系,促使其他各国在体系压力下作出包含反威慑在内的复杂应对。除了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压力,各国的太空安全战略选择还受到太空力量功效、太空法规意识、战略协调、国家互动情势、政治过程等中介变量的影响。这些中介变量不但影响国家对太空安全的认知,而且一段时间内会导致国家间太空安全决策的效率竞争型社会化。不过,随着国际社会过程不断延伸发展,太空力量功效和太空法规意识增强使相关国家安全决策更为谨慎和规范。全球化曲折推进中的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使国家间太空安全互动情势由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转变。在各国保持战略审慎的前提下,太空力量的多元化有助于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新太空安全秩序。太空全球性实质引领的共同利益观念又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云南省与GMS五国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研究述评

自1992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正式启动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云南省与周边国家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的研究,围绕合作方式、政策环境、合作机制、合作问题与对策等方面开展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合作项目实施效果评价、合作机制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印太战略视域下的印法印度洋地区海洋安全合作探析

印度洋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价值为世界所公认。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提出了相应的印太战略,印度洋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价值更为显著。在法国与印度的印太战略框架中,双方都把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安全视为重点。基于印太战略,印度洋地区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成为法国与印度共同的战略关注。由于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安全威胁日益复杂,合作是法国与印度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最好方式,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面对印度洋地区复杂的海洋安全威胁,法国与印度意识到了海洋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初步建立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     

基于产业视角下的云南省与GMS五国贸易动因研究

本文在梳理云南省与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内的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贸易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方法研究云南省与五国贸易持续发展的动因。本文研究得出:云南省与GMS五国存在的不同的产业比较优势是推动双方贸易持续发展的动因之一,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云南省发展与GMS五国贸易的对策建议,包括充分发挥云南省的产业比较优势,优化贸易产品结构,积极建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体系。     

中美不对称核稳定与美国战略机会主义论析

中美两国安全关系在两国总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于维护两国安全关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核威慑实力弱于美国,中美之间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战略稳定关系的不对称核稳定态势。中国对美国存在一定的核威慑能力,但有效性仍有差距和不足。这一差距容易使美国产生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主义思想。实施限制损伤战略、发展导弹防御能力、进行战略反潜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的主要行动。美国谋求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打破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企图,与中国努力维持核威慑能力、维持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行为形成了两股力量相持的态势。中国应重点提升核武器的质量,提高威慑信号的传递效能,以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打消美国战略机会主义心态,维持两国间的战略稳定,特别是危机稳定性,筑牢遏制战争爆发的基础。     

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施政伊始就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供应链的新政策,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叙事手段强化国内产业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研发,并联合安全盟友构建关键产业国际供应链联盟。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新供应链政策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对于这种政策转变的本质,相关研究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和功能性转变等两种观点。从理论逻辑看,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分析路径,可以剖析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效应,明晰经济和安全策略组合的类型,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新供应链政策“混合式安全化操作”的生成机制。从政策实践看,拜登政府针对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操作主要呈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的兼顾供应链安全与大国战略竞争,二是以国内投资重塑产业链,并配合国际运作以形成关键产业供应链联盟,从而对战略对手实施经济权术。这些新政策面临着战略利益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存在诸多制约,其带来的政策冲击也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