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特朗普政府对华制裁措施探析

美国对华实施、加强制裁或者放松、结束制裁,都服务于其特定时期的对华战略和政策目标。特朗普政府采取"全政府"战略对华实施了更为频繁、剧烈、综合的各类制裁措施,其新动向包括:综合采用执法和情报手段启动"中国专案",以二级制裁及人权和新冠肺炎疫情等议题为由显著加强对华政治制裁,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力度空前加大,更频繁地威胁使用金融制裁和加强资本脱钩等。美国加强对华制裁的态势与当前两国关系从"合作与竞争并存"走向"战略竞争加剧"的巨大变局相关。未来美国对华制裁将呈现更加常态化和更具破坏性特征,其实际效果将取决于制裁方式、力度与相关制约因素之间的合力作用,后者包括美国行政部门内部分歧、相关产业界担心损害商业利益、盟国在具体议题上态度与美国不一、各国规避美国制裁体系举措逐渐增加等。     

拜登政府对华网络空间政策与中国应对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为了保持美国的网络空间技术优势和掌握其规则制定权,在网络空间领域仍对中国持强硬态度。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具体举措,包括增强技术能力、强化供应链安全、炒作中国网络威胁、强化联盟关系、制定国际网络规则五个方面。拜登政府此举主要基于四方面考量:将中国视为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重视网络安全;以网络空间合作为抓手修复联盟关系;重视国际制度领导权,谋求掌握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权力。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将会增加中美网络空间"技术脱钩"风险,也会导致中美战略竞争难以缓解,致使美国的盟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战略选择更加困难,进而影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因此,中国需要在增强自身网络空间实力的基础上,化解美国在国际上的对华联合施压,缓解中美在网络空间领域的竞争,破解美国对华网络空间的污名化,增强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话语权。     

特朗普政府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危害——兼论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在维系中美关系的同时,也是阻挠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在策动对华"新冷战"的过程中,试图全面抛弃该政策,如提升对台高官交往层级、改变对台军售模式,并在执政末期宣布"取消美台交往的一切限制"等。这类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动作,服务其遏华战略,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和台湾民进党当局的配合,迫使中国政府显著加大遏制"台独"的力度,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均持续恶化。拜登政府声称延续一个中国政策,但在美国继续实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和美国国内亲台反华势力活跃的背景下,相关政策将使"一中"内涵更加空心化,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将使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

为确保对华战略竞争效果，拜登政府从叙事的情境、角色、情节等方面进行对华话语设计，建构了“美国领导世界抵抗中国‘威权威胁’”的主导性叙事，并采取“天使/恶魔转移”及因果故事等叙事策略，加强其说服力。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意在国内外塑造一种对华认同，为其对华竞争战略提供合法性，以削弱中国影响力。这种对华叙事是“东方主义”认知偏见下对中国“他者化”的体现，彰显了美国的霸权和冷战思维。面对拜登政府对华的污名化叙事，中国可对其叙事进行解构，并建构一种竞争性叙事或反叙事，以消解其负面影响。     

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着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对华认知趋于负面,对华强硬的保守主义派系掌控对华决策,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全面竞争态势。在右翼反华势力掌控对华决策以及"大选年""疫情年"的双重政治效应叠加的背景下,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政策进一步加强。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保守主义阵营与共和党重组的演进发展,共和党对华政策的民族主义、霸权主义色彩将进一步加深,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政策可能朝着更为强硬的方向发展。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同时试图打造对美国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执政一年来,拜登政府以竞争的名义,全方位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与威慑。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也有合作需求,表达出避免冲突的愿望。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展现出战略定力和塑造力,面对美国的遏制、打压和挑衅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以积极的外交运筹塑造中美互动的环境和进程。当下驱动中美关系朝着消极方向演变的动能依然强劲,双方应面对竞争不断加剧的现实塑造两国关系的新常态,提升竞争的良性,增加合作的空间,降低冲突的风险,其中确立并守住两国关系的下限尤为重要。     

印度莫迪政府“对华产业替代”政策北大核心

2020年以来,莫迪政府大力推进“对华产业替代”政策,以作为其“经济自主”“产业兴国”的重要路径。基于莫迪政府的产业政策实践,其“对华产业替代”政策至少由三大部分组成,即以“生产关联激励计划”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以全球范围内寻求“中国替代品”及签订新双边自贸协定为代表的经贸政策,以及以融入美西方创新链和价值链为代表的新经济政策。有利的国内政治生态、优越的地缘战略环境以及相对完备的产业发展基础为莫迪政府实施“对华产业替代”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如此,受限于印国内政治文化的保守性、美西方帮助抚慰印度的权宜性、经济全球化的逆动性以及中国产业政策守正创新的持续性,莫迪政府“对华产业替代”实效有限。但考虑到印度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美西方等发达经济体的战略拉拢,莫迪政府的“对华产业替代”政策仍能对中国产业链建设构成干扰。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嬗变(1979-2020)

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及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不同阶段的性质塑造了不同的美国对华经济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开始明显缩小。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就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展开了辩论,基本上一致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奉行的对华接触容纳战略并没有将中国嵌入到美国领导下的霸权体系之中,中国反而利用美国提供的战略机遇迅速成长为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宣告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失败。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不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及"修正主义者",而且还开始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已经将中国的战略角色定位为其霸权秩序的"战略挑战者",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规制中国的经济竞争,旨在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经济战略重心的转变将会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及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对世界秩序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本质、特点与内在紧张

拜登政府继续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者”并扩展了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其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拜登政府一方面通过国内投资和联盟战略来增强自身实力,并由此确保制度胜出;另一方面又以制度和价值观话语来推进国内议程,重振联盟和伙伴关系,实施地缘、经济和科技打压以遏制竞争对手。中国的“体系内崛起”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相互依存的加强决定了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必然存在内在紧张,并突出地表现在单极维持与多极趋势、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等的矛盾与冲突。同时,这种内生的张力也丰富了我们理解中美关系内涵、观察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视角。     

地缘政治竞争、战略偏好演变与缅甸对华政策

本文通过梳理冷战后缅甸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和领导人战略偏好来分析缅甸对华政策。丹瑞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较弱,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较小,但缅甸将安全威胁置于首要地位,强调反抗外部干涉、维护政权独立,形成进攻型战略偏好,缅甸因而采取对华合作战略,试图借此平衡美国威胁。登盛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和利用大国竞争获益的机会增大,但缅甸将经济利益置于突出地位,安全威胁感知急剧下降,形成调和型战略偏好,因此缅甸既通过对华合作获取利益,又通过改善缅美关系降低对华依赖。民盟执政时期,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增大、对华合作机会增多,延续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通过强化对华合作削弱美国威胁,同时开展多元化外交平衡中国影响力。军方再度执政后,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急剧上升,持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将更加靠近中国以抵御美国压力。     

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竞争逻辑

气候变化是中美双方都有较高合作意愿的核心议题。与奥巴马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却将更多的气候治理核心要素纳入竞争轨道。责任分配日益强调“对等”、“统一”;推进方式“胁迫”和“诱导”色彩浓厚;关键内容聚焦清洁技术产业并谋求脱钩。竞争逻辑凸显的目的在于:一是谋求气候治理领导权;二是彰显气候治理意识形态更好服务价值观外交;三是维持气候治理体系相对位置的落差。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参与气候治理的角色,但近期和中长期都很难实现其服务战略竞争的核心目标。美国竞争性的对华气候政策不利于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也会妨碍全球气候多边进程取得类似《巴黎协议》的突破性成果。     

奥巴马连任后美国内外政策走向

奥巴马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再次胜出，但其第二任期仍将面临争取美国经济脱困、弥合政治分歧和调整对外政策的挑战。预计未来四年奥巴马政府对内将继续强化政府管理经济、协调社会分配的职能；社会议题上则推进自由主义。外交上，奥巴马将继续推进和调整美国对外战略的“再平衡”，重点依靠“巧实力”构建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秩序，其对华政策则将表现出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中对华更加谨慎，在寻求合作与竞争的平衡中适度强调竞争的特点。     

中美关系的双重形势

近几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从美国的能力和利益出发,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远的意义上尝试接受一个现实趋势,即中国和平地兴起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与此相关,它虽然一方面继续对华军事防范,增进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并力图加强对华外交竞争,但另一方面也致力于积极增进和显著拓宽对华协调,更加注重与中国之间的经贸相互依赖关系和有选择的战略合作,并且将这些置于对华政策和整个对外政策议程中的更显要位置.     

美国强化对华竞争及中美关系的走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中美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以及美国对国际事务管控能力下降,美国在军事、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持续加大对华竞争力度,以维持长久以来对华交往的优势地位,有时甚至不惜走向单边制裁的政策边缘。不过,中美相互依存加深、各类沟通交流机制日益健全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默契,又使中美竞争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中美关系将迎来竞争性明显上升的战略磨合期。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新趋势

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更为复杂。美国谋求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塑造对华经贸关系,政策制定的经济逻辑有所弱化,非经济因素的塑造作用日益上升。通过提供高额产业补贴、继续征收高关税、强化高科技打压、构建遏华经济盟友体系等措施,美国谋求增加对华竞争优势。作为回应,中国推动降低对美依赖水平,对美国对华经济制裁进行反制裁,积极构建对己友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取得积极效果。从双边贸易、金融、投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指标考察,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仍在发展,但也出现下滑脱钩的趋势。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既面临美对华高关税后续发展、“脱钩断链”效果评估、经贸合作动力衰减等重大问题,也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冲击。面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要始终聚焦国内高质量增长,提升和强化经济逻辑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牢牢掌握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主动权和塑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