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亚安全秩序并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要构建良性的东亚安全秩序,必须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国同盟体系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并重,协调处理东亚安全事务。     

冷战遗留的美菲同盟与南海局势变化

南海局势的复杂化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冷战初期形成的美菲同盟,70年代菲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侵占南海岛礁,南海一度成为美苏争霸的战场。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菲民族主义势力抬头,美菲同盟出现弱化,但同盟协议依然存在,为美重返菲、干涉南海留下了历史条件。90年代中期起,美菲同盟获得调整和巩固,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菲同盟进入优化和提升阶段,美逐步增加在东亚的军力部署,企图在军事上遏制中国。冷战遗留产物美菲同盟的强化,加上美、日借助南海问题与东南亚国家联动,使南海局势越来越复杂。     

日美同盟的调整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日美同盟以中国为“战略对手”进行战略性调整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成重大挑战，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构成威胁，同时日美同盟以台湾问题为利益指向，严重干涉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面对挑战，中国外交战略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与日美建立更多的“共生利益”，加强相互依存度；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维护我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实施“伙伴战略”，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建设；并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增强综合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论弱势盟国的自主性追求与同盟关系维护策略——以后冷战时代的美日同盟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积极推动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其行为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日本在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对自身大国地位的强调从未松懈过;另一方面,日本在政策实践时又表现出主动迎合和服务美国霸权利益的特征。本文认为,这一现象是日本试图同时兼顾提升同盟内部自主性与维护同盟关系的结果。从国家层面上看,日本作为美日同盟中的弱势一方始终都对同盟的不对称性心存不满,因而提升自身在同盟中的自主性动机也始终存在。伴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本强化自身政治大国的诉求日趋强烈,而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面临的外部威胁发生重大变化则为日本提升自身在美日同盟中的自主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会。从国际体系层面上看,东亚地区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美日同盟的主题由经济向安全与政治回归;二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上升。该地区国际体系结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中美两极"的基本轮廓,从而限制了日本在美日同盟外部提升自主性的空间,迫使其不得不通过在美日同盟内部谋求自主性的提高来扩大国际影响力,其基本策略是在不断强化美日同盟和巩固同盟关系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同时,彰显自身在同盟中的重要地位和"主观诉求",从而实现借助维护同盟关系来有限度地提升自主性的基本目标。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日本在美日同盟中不断凸显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其与美国霸权利益的捆绑,这反过来又使它自己在东亚地区陷入更加不安全的状态之中。     

东亚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之关系——一种机制视角的分析

军事同盟是东亚区域合作构建迟缓的症结所在。但共存一域的两种机制——军事同盟和东亚区域合作,其各自的地缘政治特征存在冲突。军事同盟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壑,而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伴;东亚军事同盟具有双边-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强调同盟内部观念的同一性及同盟与他者的差异性,而区域合作是一种多边结构的构建,强调观念的包容性。双边同盟很难汇聚多边利益,而双边-非对称性的同盟结构,使次级同盟成员处于绝对劣势,在增强其对主导盟国的依赖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其政策选择度。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构建均具有谋求利益与安全的功能。但军事同盟强调现实的、短暂的安全利益,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域合作则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以全面合作为特征。军事同盟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参与同盟的国家,区域合作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本区域的全体成员。     

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

冷战后日本从战略上开始逐步介入南海地区,设法借助美日同盟和地区其他力量,插手南海地区安全事务,不断强化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其目的是使南海问题久拖不决,牵制中国的发展,并在限制中国的同时扩大日本在东亚的影响力.     

日本民主党政权的同盟战略与中日关系

日本历届内阁上台均坚持以＂深化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同盟战略。民主党上台后发展＂同盟战略＂,更加突出＂中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其＂日美基轴＂战略对内阁的约束作用日趋增大,限制区域合作框架下的中日关系的发展;突出＂日美安保＂战略,加大与美国联手应对传统安全的力度以防范中国;＂同盟拓展＂战略不仅不利于解决亚洲地区热点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而且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日美同盟的强化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加强。这主要体现在:日美同盟法制框架健全化,磋商与协作机制繁琐化、紧密化,合作领域多元化。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国际和国内需要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美日同盟的强化对引发新的大规模对抗、合作与平等互利的经济秩序建设、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等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论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

日美同盟,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特别是随着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强化,它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明显增多.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应对日美同盟,则成为21世纪对日外交的一大重要课题.     

东亚区域合作中的美国因素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影响巨大，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就必须考虑美国的因素。美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扮演双重角色．即积极的因素和消极因素。其积极的一面在于它在建立东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在当今东亚经济和安全秩序中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对此，东亚各国可加以引导，发挥其建设性作用；消极的一面在于其对外政策表现出的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对此，东亚各国则必须同美国进行协调、合作甚至斗争，从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     

国际格局与日美经济竞争态势的演变

国际格局演变必然对国际行为主体的发展产生制约作用,从而对该国的国际经济竞争能力产生影响。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美苏争霸和东西方冷战的两极格局,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而日本利用这一发展机遇,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在日美经济竞争中呈现出"日攻美守"态势。冷战后国际格局由两极走向多极,日本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日益严峻,日美经济竞争态势逆转,呈现"美攻日守"态势。     

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与日美同盟的嬗变

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与日美同盟的构想、途径及效用,分别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伴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演变,日本自战后初期构建起安保法制基础以来,相继于冷战结束后初期、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两次进行了系统性改革;与此同时,日美同盟自确立以来也发生了两次重大演变。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作为现阶段日美同盟嬗变过程中的构想,与安倍内阁推动的安保法制改革具有紧密一致的战略契合性;而加深军事一体化作为同盟嬗变的途径,则与日本安保法制改革存在着一种"相互倚托"的关系;两者将共同促使日美在介入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方面发挥更大效用。     

奥巴马的东亚政策与地区构建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东亚政策不仅显示了美国对东亚地区的重视,还表明了美国在与东亚地区发展关系中将更注重政治、经济、外交等软实力的运用。其思路也逐渐清晰,即以保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主导权为核心。而围绕这个核心有三条主线:一是整个战略继续以日美同盟为主轴的军事同盟体系和伙伴国为依托,保持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地位;二是加强与东盟等区域合作组织的联系,引导其发展方向符合美国利益;三是以对话方式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以免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东亚地区构建也将出现新的形势:美国跨太平洋区域构建面临多重挑战;东亚合作更加开放与包容;东亚区域合作更加倚重东亚核心国家合作的深入。     

朝鲜核危机的症结及走向

当前 ,朝鲜半岛核危机陷于僵局状态。朝鲜核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再度演变为核危机 ,症结在于朝鲜半岛安全结构转型进程中朝美战略相互冲突。冷战后朝鲜外交战略的核心是缔结朝美“和平协定” ,突破残存的冷战结构 ;而美国的对朝政策取决于其东亚战略的整体设计 ,旨在维持冷战安全结构 ,美日、美韩同盟和美在日韩驻军是其中关键。战略冲突决定朝美之间是零和关系 ,核危机是战略冲突的集中体现。双方力量的非对称性增加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但战争的残酷性起着关键的制约作用 ,使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达成妥协的微小机会。     

日本民主党政权下日美同盟调整的背景及动向

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日关同盟关系随之产生变化，日美在一系列双边及多边问题上暴露出明显的分歧和斗争，日美同盟之所以呈现出斗争的态势是基于日美双方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考量，同时日美在应对共同的威胁时又表现出彼此拉近和合作的一面。未来，日美同盟仍将继续发展，影响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地区合作进程。     

东亚安全局势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正冷战期间,东亚是美苏对抗的前沿战场,是高强度对峙的热点地区;冷战后,东亚依然是大国利益交汇点和战略博弈的重点地区,并日益成为美实施遏华战略的重要战场。因此,东亚安全形势发展始终关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全局,必须予以高度关注。一、东亚安全局势面临的挑战从总体上看,当前东亚各国间政治交往日益密切、经济一体化进程     

新日美安保体制评析

新日美安保体制是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在性质和作用上与北约有共同点，但东亚与欧洲不同，新日美安保体制与北约也有差异。美国要在东亚利用日美安保体制建立美国威慑下的稳定，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日本的作用也将扩大，但仍将被限制在美国可以利用和控制的范围内。新日美安保体制加强了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影响 21世纪初东亚安全的重要因素，为地区安全形势的走向增添了新变数，但日美以武力干预地区事务也将面临一系列困难。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演变和前景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亚太地区形势出现变化与发展，使美国新保守主义和日本右翼势力竭力打造的美日联手“遏制”中国的中美日三角关系出现了微妙且深刻的变化。中美日”友好合作”有益于东亚的稳定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美日海权同盟的背景、特征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东亚是当今世界上安全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之一,而东亚安全问题是以海洋安全问题为主要表现形式。在影响东亚海洋安全的众多因素中,美日同盟是最重要的一组变量。当前,海洋经济方兴未艾,海洋科技蓬勃发展,海洋空间的价值显得愈发重要。同时,东亚地区海洋力量呈现出多极化趋势,且域内海洋争端问题长期存在。美日同盟为实现对地区海洋秩序的长期主导,调整了同盟的安全意向,其海权同盟属性愈发明显,并呈现出针对性、注重军事安全、多边化的特征。这一趋势必然会导致东亚的海洋安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面对这一新的变化,中国应持续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有力回应美日海权同盟的武力威慑;同时,持续表达和平发展信号,并积极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引导地区海洋秩序向和平、繁荣、友好、稳定的方向发展。     

关于美日、美韩同盟的几点思考

正目前,伴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美日、美韩同盟呈现出三个新的变化,即同盟展开"三扩",即扩边、扩容、扩功。扩边,指的是在强化双边同盟的同时,谋求推进三边互动。扩容,指的是在强化同盟传统军事内涵的同时,为同盟注入新的、非传统安全内容。扩功,指的是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展开,美日、美韩同盟在功能上进行拓展。美日、美韩同盟诞生于冷战最初的岁月,至今已经运行六十余载,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美日同盟、美韩同盟都是我们思考东北亚安全战略时不折不扣的硬结构。因此,我们需要以冷静理性的态度对美日、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