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美国对华的对冲战略

美国对华实施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一方面深化融合政策,承认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正式成员,进而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一起维护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则采取新的大国结盟战略,强化亚洲安全合作,进行一系列军事调整,对中国进行现实型的军事威慑与围堵.美国力图以此对华促变,化解中国崛起对美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国和平发展与美国对华战略

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持矛盾心态,是其对华战略定位犹豫徘徊的直接原因,并将继续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由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可遏阻,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戒备将有增无减,同时也会更加重视加强对华合作。     

全球反恐战争与美国对华战略关注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并在战略、军事、外交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美国国内有人据此认为反恐战争使美国无法全力应对中国的崛起.但实际上,反恐战争并未严重分散美国的对华战略关注,也未削弱美国对华行动能力,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也并非美国战略忽视所致.中美关系是一种非零和的、复杂的关系,目前的整体框架可望在美国大选后继续维持.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拜登政府对华网络空间政策与中国应对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为了保持美国的网络空间技术优势和掌握其规则制定权,在网络空间领域仍对中国持强硬态度。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具体举措,包括增强技术能力、强化供应链安全、炒作中国网络威胁、强化联盟关系、制定国际网络规则五个方面。拜登政府此举主要基于四方面考量:将中国视为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重视网络安全;以网络空间合作为抓手修复联盟关系;重视国际制度领导权,谋求掌握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权力。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将会增加中美网络空间"技术脱钩"风险,也会导致中美战略竞争难以缓解,致使美国的盟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战略选择更加困难,进而影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因此,中国需要在增强自身网络空间实力的基础上,化解美国在国际上的对华联合施压,缓解中美在网络空间领域的竞争,破解美国对华网络空间的污名化,增强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话语权。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嬗变(1979-2020)

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及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不同阶段的性质塑造了不同的美国对华经济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开始明显缩小。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就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展开了辩论,基本上一致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奉行的对华接触容纳战略并没有将中国嵌入到美国领导下的霸权体系之中,中国反而利用美国提供的战略机遇迅速成长为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宣告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失败。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不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及"修正主义者",而且还开始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已经将中国的战略角色定位为其霸权秩序的"战略挑战者",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规制中国的经济竞争,旨在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经济战略重心的转变将会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及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对世界秩序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战略变迁、战略逻辑与战略影响

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的趋势已成为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重要特征,其间美国历届政府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呈现不断增强的态势,基于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提升,美国不断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意在维持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单极霸权,其所形成的战略构架主要体现在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已常态化,军事威慑力显著增强;不断加大在亚太地区经贸合作中的介入和影响,推进在经贸领域的战略渗透;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加快表现的战略焦虑和为防止“美国衰落”及为巩固其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对华关系从确定“接触”和“建设性关系”演进到“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对华遏制的成分不断凸显,由此中国不断增大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影响力成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变量。时至今日,强化联盟体系、实施战略围堵、注重规则制衡、聚焦高新科技竞争与封堵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和防范的新动向。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通过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推进价值观外交成为美国构筑联合制华阵营的重要策略。同时,中美作为世界重要大国,面临人类共同的危机和挑战,基于两国间共同的利益交汇点,在共存环境...     

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战略共识与长期稳定框架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35年,"融入-接触"构成了中国对美战略与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过去10年逐渐松动,2015年春季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战略的大讨论则是这一趋势的最新表现。面向未来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并搭建一个长期稳定框架,即两国在体系中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有效合作。中国有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或可承担这一使命。     

霸权焦虑：美国2013年《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评新

美国2013年《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的第一份中国军事发展报告和对华政策性文件。该报告发布的时机微妙,在结构上具有明显的继承性,但内容更加丰富,其中首次对中国的网络战能力、中国与周边邻国的领土争端作了较大篇幅分析。报告体现出美国对华战略关切的稳定性、变化性与矛盾性特点,从某种程度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的加深。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回应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即防止中国崛起为势均力敌的战略对手,但对如何防范中国崛起却充满了争论,这主要源于美国各界对“中国崛起”认知存在分歧.与此相一致,美国对华战略也经常表现出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但受国际环境、利益需求和国内政治的掣肘,“认知”并不能简单地转化为政策.在中美利益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美国实际上缺少应对中国崛起的有效手段,这凸显了美国对华战略困境.     

中美关系:新变化与新挑战

本文重点探讨中国崛起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新发展、新变化及其对中国带来的新挑战。本文认为,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虽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内涵和实质却正出现重大变化,包括中美关系的背景和主题发生变化、战略重要性上升、深度和广度同步增强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形成新的框架等。导致这些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提升、中美两国战略观的转变及国际大背景的变化。中国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明显增强,但今后继续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将面临如何适应美国对华战略的新变化、如何面对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如何把握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生态的新变化等三重挑战。     

中美关系的新特点:平衡、稳定、竞争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关系从曲折、波动逐渐趋于平稳和竞争。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定位趋于稳定、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美国会更加理性地对待中国,中美关系还将进一步趋于平稳发展。但未来的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诸多变数。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特朗普政府对华制裁措施探析

美国对华实施、加强制裁或者放松、结束制裁,都服务于其特定时期的对华战略和政策目标。特朗普政府采取"全政府"战略对华实施了更为频繁、剧烈、综合的各类制裁措施,其新动向包括:综合采用执法和情报手段启动"中国专案",以二级制裁及人权和新冠肺炎疫情等议题为由显著加强对华政治制裁,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力度空前加大,更频繁地威胁使用金融制裁和加强资本脱钩等。美国加强对华制裁的态势与当前两国关系从"合作与竞争并存"走向"战略竞争加剧"的巨大变局相关。未来美国对华制裁将呈现更加常态化和更具破坏性特征,其实际效果将取决于制裁方式、力度与相关制约因素之间的合力作用,后者包括美国行政部门内部分歧、相关产业界担心损害商业利益、盟国在具体议题上态度与美国不一、各国规避美国制裁体系举措逐渐增加等。     

地缘政治竞争、战略偏好演变与缅甸对华政策

本文通过梳理冷战后缅甸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和领导人战略偏好来分析缅甸对华政策。丹瑞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较弱,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较小,但缅甸将安全威胁置于首要地位,强调反抗外部干涉、维护政权独立,形成进攻型战略偏好,缅甸因而采取对华合作战略,试图借此平衡美国威胁。登盛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和利用大国竞争获益的机会增大,但缅甸将经济利益置于突出地位,安全威胁感知急剧下降,形成调和型战略偏好,因此缅甸既通过对华合作获取利益,又通过改善缅美关系降低对华依赖。民盟执政时期,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增大、对华合作机会增多,延续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通过强化对华合作削弱美国威胁,同时开展多元化外交平衡中国影响力。军方再度执政后,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急剧上升,持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将更加靠近中国以抵御美国压力。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美国对华战略的国际与国家因素

美国对华战略存在接触、遏制、融合、选择性干预、离岸平衡等多种选择。未来美 国对华战略的制定受到国际、国家甚至国内多重因素的制约，既需要审视国际环境的深刻变革， 也需要正视国家间实力的变化，同时也要注重中美两国战略互动进程所带来的相互塑造与相互 融合。     

愿景的消失?——论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反映在几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战略愿景之中,从克林顿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初期的"战略再保证"。但在奥巴马中、后期美国并没有提出新的对华战略愿景的表述,除了美外交操作和行事风格层面的原因外,更多反映的是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现实。未来美国重新提出对华战略愿景的可能性不大。从中国方面讲,应坚守"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努力把握中美战略关系的大方向。     

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

为确保对华战略竞争效果，拜登政府从叙事的情境、角色、情节等方面进行对华话语设计，建构了“美国领导世界抵抗中国‘威权威胁’”的主导性叙事，并采取“天使/恶魔转移”及因果故事等叙事策略，加强其说服力。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意在国内外塑造一种对华认同，为其对华竞争战略提供合法性，以削弱中国影响力。这种对华叙事是“东方主义”认知偏见下对中国“他者化”的体现，彰显了美国的霸权和冷战思维。面对拜登政府对华的污名化叙事，中国可对其叙事进行解构，并建构一种竞争性叙事或反叙事，以消解其负面影响。     

对冲的迷思：结构压力、战略认知与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研究

2010年是二战后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节点，中日在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关键转换，这种变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冲击，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特征和形态及其战略抉择背后的国际政治逻辑逐渐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新的分析模型，提取出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两大核心变量，结合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历程，从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阐释了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产生及演变的机理。通过前景—威胁理论的分析可以得知，自2010年以来，日本并没有在中美两国之间对冲，结构压力的增强和战略认知的变化促使其采取了明确且坚定地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战略，获得美国安全保障超过了日本对中日经贸合作收益的期待。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和中国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日本所谓的地缘恐惧感，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协调日本“对冲”空间存在的条件并不充分。在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进程下，中日需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努力构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