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美国的认知与反应

随着中国加速崛起,中美的利益合作和竞争愈益具有世界影响和全球意义。美国对中国的心态是复杂的:它一方面在外交、经贸、安全等领域需要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发展对其至上地位和利益形成挑战。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和战略判断,华盛顿的决策圈和舆论界几经辩论,终于在“中国威胁论”和“和平崛起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两面下注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不仅将决定中美双边关系的性质,而且将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发展走向。     

试论美国对华的对冲战略

美国对华实施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一方面深化融合政策,承认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正式成员,进而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一起维护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则采取新的大国结盟战略,强化亚洲安全合作,进行一系列军事调整,对中国进行现实型的军事威慑与围堵.美国力图以此对华促变,化解中国崛起对美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2010年中美两国博弈的思考

2010年的中美关系较2009年相比，可谓明显的“暖转冷”，摩擦、冲突不断。主要表现在美国不顾中国的核心利益，挑战中国南海主权、对人民币升值施压、在中国周边制造紧张局势等，这些做法理所当然遭到中国的坚决回击。美国对华示强，除了固有的不适应中国崛起的心理因素作怪外，还有着其亚太政策调整、国内对华强硬派得势、中期选举等原因。美国对华强硬并不意味着其“两面下注”的对华战略政策的调整，只是对华防范领域扩大。未来中美关系仍是合作对话、防范遏制与反遏制同时并存。     

美国主要思想流派对华战略定位

近些年来，中国崛起因素越来越渗透到美对华战略定位的总体考虑中来，可以说，目前美对华战略定位均是围绕着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这一中心内容展开的。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崛起论并没有真正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进入21世纪后，一方面，中国国力持续增长，国际影响力日益突出和活跃，而另一方面，美经济持续低迷，美政府执意推行新保派“先发制人”战略打击伊拉克引发全球反美主义等，使美国面临着内忧外困的难题。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改变了吗?——析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

冷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实力的变迁以及中国崛起的现实,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也经历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既是美国因应国际政治格局变革的战略需要,也是两国国家行为互动的必然结果。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认知的调整突出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复合型特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虽然遇到了诸多困境,但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认知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体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评估两国关系时,这一要素不应被忽视。     

从"普林斯顿计划"看美国战略新动向

2006年9月出台的“普林斯顿计划”最终报告提出了21世纪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目标、三种手段、七项主要威胁和挑战。该报告反映了美国战略思想的一些新动向,包括:深化对战略的认识、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战略指导思想转向新自由主义。在对华战略上,该报告主张从中长期出发,建立地区机制来应对中国崛起。“普林斯顿计划”最终报告反映了美国战略思想界对美国21世纪战略走向的新看法,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美国对华经贸规锁:典型事实、行为逻辑与战略约束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从升级对华关税制裁、重塑国际贸易规则、严控高新技术获取、扩容货币互换协议、打压中国概念股票、推进产业链自主化和"去中国化"六个维度,对中国实施选择性"挂钩"和关键领域"脱钩"的经贸规锁。其行为逻辑,一是为满足国内多元化经济集团的利益诉求,二是基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认知"和大国战略竞争的"权力逻辑"。从战略约束看,美国开放性利益集团的经济理性、其他经济体的行为取向、中国的结构性国家竞争优势,构成了美国对华经贸规锁的重要制约因素。作为应对,中国需确定"全政府"的战略模式,理解"双循环"的科学内涵,贯彻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重视"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     

荚国对台军售与亚太安全战路调整

美国对台军售是其对华战略的一项重要手段,如何处理对台军售,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倾向和战略考量。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进一步转移,对台军售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占有更加特殊的地位。未来,美国对台军售的侧重点将由确保制空权转向尽可能增加中国的军事行动成本,在此基础上加强与台湾的信息共享和军事协调。与此同时,将通过台湾问题与其他争端联系起来,促进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将传统的“轴心-辐条”模式转向一种集体安全网络,塑造亚洲版北约。加强对中国的防范。     

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及其困境

顶层大国实力占比面临“关键门槛”时，霸权国为维护霸权地位有可能对崛起国施加“战略阻断”行为，动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对其崛起进程予以阻断。崛起国对霸权国GDP占比存在60%到80%两个“关键门槛”，二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一般选择在60%门槛前后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造成中美关系深度恶化。这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最新案例。由于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逆转和对美实力占比已经越过3/4线，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在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并推行成功外交，能够有效反制霸权国的“战略阻断”行为，从而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大局。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新冷战”抑或战略合作重启?

美国肆意对华打压,使中美关系有滑向“新冷战”的风险。但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和经济相互依存、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其他各国力量的牵制,使中美仍有避免“新冷战”、重启战略合作的可能。基于对全球事务管控以及美国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美国新政府有可能会策略性调整对华战略。对中美战略合作路径的探索表明,两国既要保持经济合作大局的稳定,也要尝试在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

为确保对华战略竞争效果，拜登政府从叙事的情境、角色、情节等方面进行对华话语设计，建构了“美国领导世界抵抗中国‘威权威胁’”的主导性叙事，并采取“天使/恶魔转移”及因果故事等叙事策略，加强其说服力。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意在国内外塑造一种对华认同，为其对华竞争战略提供合法性，以削弱中国影响力。这种对华叙事是“东方主义”认知偏见下对中国“他者化”的体现，彰显了美国的霸权和冷战思维。面对拜登政府对华的污名化叙事，中国可对其叙事进行解构，并建构一种竞争性叙事或反叙事，以消解其负面影响。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周边环境变动对中国崛起的挑战

中国部分周边环境发生变化,面临多种挑战:一方面,部分国家借助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寻求改变现状,以致中国周边政治对抗性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在周边“以经促政”的战略效果明显下降,中国倡议的东亚经济合作进程很难迅速发展.中国周边环境变迁背后的动因主要源于地区的结构性矛盾,而非各方缺少互信和对于对方战略动机误判所致.美国与其部分盟国试图选择预防性战略应对中国崛起,而对于中国战略底线的错误认知则加强了其战略信心.美国预防性战略东移大背景下,中国“以经促政”的战略空间缩小,导致地区合作机制的功能性被工具性所取代.中国需要在战略视角上直面和区分与区域外大国及周边国家的矛盾,同时在策略层面降低周边环境变动给自身崛起带来的阻力.     

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应对

本文从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出发 ,探讨中国崛起的战略应对之道。本文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 ,概述权力转移理论、国际周期理论、霸权转移理论等对大国崛起及其国际影响的经典解释 ,强调协调、对抗和模糊是应对大国崛起的三种主要模式 ,其中搭便车、推卸责任属于协调模式 ,平衡、预防性战争属于对抗模式 ,而接触、约束属于模糊战略 ,作者从中提炼出“大国崛起困境”的概念 ,并指出既有霸权国更常采用混合战略 ;其次 ,剖析既有大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指出遏制战略与接触战略并用可能成为既有大国尤其是美国的主流选择 ,但诸大国的战略选择远未定型 ,作者认为 ,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变革性———包括中国自身的变革、各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等———是影响既有大国战略选择和中国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 ;其三 ,指出中国将会继续采取积极的参与战略 ,但这一战略尚乏细化策略 ,强调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缺乏清晰的大战略框架是中国崛起战略谋划的根本性缺陷 ,呼吁加强大战略研究     

规范认同、规范威胁与亚太盟国对美追随差异——基于涉华政治议题的分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日益重视亚太盟国,极力推动“亚太北约化”。面对美国的拉拢和施压,美国亚太盟国在涉华政治领域的诸多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战略选择,对美追随程度也各有差异。既有研究从国内政治、国家利益、联盟政治、联盟压力—利益诉求等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对于亚太盟国在政治领域对美追随的差异性分析还有待加强。在亚太盟国对体系压力的感知并未达到完全限制其决策空间时,各国对美政策基本由对美规范认同和对华规范威胁认知来决定,并呈现高度追随、有限追随、中立、疏远和反对5种不同态度。案例研究发现,在香港修例事件和新疆棉花事件上,美国亚太盟国态度迥异,对美追随程度排序依次为：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这也体现了美国亚太盟国对美战略追随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多重分化现象,“亚太北约化”并未成型。对于中国而言,对于美国亚太盟国有必要精准施策,缓解美国亚太联盟的战略压力。     

韩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态度分析

为了解韩国公众如何看待中国崛起，“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课题组委托韩国相关调查机构进行了1000份电话问卷调查和5组焦点集团访谈。调查结果表明，韩国受访者认可中国崛起的可能性，但对中国崛起的评价则出现了明显的分化。44．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对韩国利弊各半；约36．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对韩国弊大于利；18．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对韩国利大于弊。受访者对中国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国际影响力评价、信赖度也远低于其盟国美国，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主张韩国在安全上利用美国制衡中国。     

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意图探析

中关建交后，美国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竭力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寻求平衡，形成了所谓“双轨政策”。依照常理，美国与中国建交后，应该遵守承诺与中国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但美国仍然与台湾在实际上藕断丝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自认为在台湾有着无法放弃的“特殊利益”。从对华战略而言，美国力图通过一个精心策划的平衡的“双轨道”政策以保护它在中国与台湾的利益。其根本政策目标是希望维持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使两岸保持不独不统的状态，从而牵制中国，最大程度地实现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但是这种“双轨”政策的两面性，决定了其必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可能承担的风险。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反应

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美国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认知：中国崛起挑战美国霸权和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并存。据此，美国内形成了两种对华政策取向：以压力制衡为特点的强硬政策和以国际体系制衡的温和政策。这两种认知虽有差异．但仍表现出诸多共性，这是理解美国政策的关键之点。     

成本强加:美国强化对华竞争的方式探析

虽然合作与竞争依然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框架,但其近年来明显地加强了对中国的竞争压力。一些机构和专家甚至呼吁要重新激活冷战时期的对苏"成本强加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挑战。从广泛意义上讲,成本强加是大国之间一种传统的和平竞争方式。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非战争方式增加对手的资源消耗,削弱其行动能力或加剧其资源分配压力,进而改变其具有挑战的行为。从美国关于"空海一体战"、"第三次抵消战略"的讨论到在南海上的行动,可以看到其日益明显的"成本强加"逻辑。美国对华"成本强加战略"无疑将给中国带来复杂的挑战,对其研究有助于中国深入理解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逻辑、边界和目标,为保持战略定力,制定针对性应对措施,有效整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竞争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使命与内涵

从贸易战到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开始推行"脱钩""新冷战",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崛起打破了美国神话,挑战了美国霸权。美国国内的四类群体"商人""军人""传教士"和"律师"深刻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四类群体在人员构成上相互交错,其关于中国崛起后的"已知"与"未知"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和对所谓"中美权力转移"的担忧。疫情的暴发放大了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如何避免心理脱钩成为事实脱钩,避免新冷战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对美公共外交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对美公共外交使命在于消除美国错误的对华认知,促进中美民心相通,维持中美和平共处的大势,在"认识""认同"和"认可"原则指导下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做到中美"共通""共鸣""共振""共情",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崛起的逻辑、中美合作的担当、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