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度设计中的规范与理性

国际制度设计日益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一项重要的议事日程和研究议程.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之内,忽视了社会规范因素在国际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借鉴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探讨了规范在国际制度设计中的作用,指出强意义合法性机制与弱意义合法性机制是国际制度设计中规范与理性相互作用的两种形式.强意义合法性机制是指构成性规范通过塑造行为体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身份,进而成为国际制度设计中行为体无需考虑就加以接受的"理性神话".弱意义合法性机制是指限制性规范通过影响行为体利益计算的方式作用于国际制度设计的过程,行为体出于对声誉和责任方面的考虑,会限制一些纯粹出于物质利益追求的国际制度设计行为.     

理解国际制度的几个问题

行为体互动领域政治性的高低,决定了其相互依赖状态的属性。积极的相互依赖有利于合作,而消极的相互依赖则不利于合作。行为体谋求与他者相关的利益,就可能形成对共同利益的一致认知,以协调政策并采取集体行动。行为体稳定的合作会形成制度化进程,国际制度能够对行为体发挥管制和社会化作用。制度所涉及的领域会导致制度外行为体的参与互动。制度内外行为体的利益与意愿决定着制度的变迁。由于成熟的国际制度具有惯性,因此制度的改革往往是困难的过程。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机制及其特点研究

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的约14年里,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现今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机制是在传承和发展原先的金融合作安排,并加入了新元素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方面,原先的合作机制仍在发挥作用,并从“松散”和“非正式”的基础上向较为“紧密”和“正式”的方向发展,有的还扩大了规模并增强了功能。另一方面,新的合作机制不断涌现,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以“10＋3”为核心的相关机制,取得了较大和具有实质性的进展。本文还讨论了东亚现有的货币金融合作机制的特点,并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先于贸易投资合作的合理性进行了初步分析。     

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会议机制

所谓“机制”,按照史蒂芬·克莱斯纳的定义,是指“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整套明示或暗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的预期以之为核心汇聚在一起”。国际合作会议机制是国际合作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一系列有关国际合作会议的形式、程序、运作规则的安排,是一种新型的国际     

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

当前的"美元体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可持续性.正是在布雷顿森林体制和"美元体制"下,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美元体制"的主要受益者和支撑者,也自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现阶段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巴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东亚各经济体尚不具备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能力;同时,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应改变应对危机的实用主义哲学,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目标进行更加长远的路径设计,在区域整体层面和局部层面两个层次上加快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化发展.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将使中国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但其能否成功一方面取决于中国经济结构能否进行顺利的调整,使中国成为能够替代美国的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的提供者,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日两国能否比较顺利地开展汇率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东亚地区复杂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等因素,决定了该地区难以出现"一家独大"式的货币合作模式.因此,中日两目的协调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未来.     

欧元模式与东亚货币合作模式的比较分析

作为两种典型的国际货币合作模式,欧元模式和东亚货币合作模式适应了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特点和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国际区域货币合作领域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在国际区域货币合作的形成动因、路径选择、"锚货币"确立及最优货币区标准的满足程度等方面,二者之间既有一定共性又有诸多区别,通过对比,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东亚货币合作的优长和不足之处、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以及加快前行的方向所在。     

东亚金融合作新走势与中国的路径

在东盟和中日韩的共同努力下，东亚金融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近年来，受到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美国滥用金融制裁等因素影响，东亚金融合作呈现出积极适应外部变化的新趋势，特别是“10+3”成员国开始推动本地货币在跨境交易中的使用。东亚金融合作新动向主要受到国际货币体系变动和地缘政治博弈两方面的影响，东亚国家在外汇储备库、地区债券资本市场和本地货币上的合作，意在持续降低自身和地区的脆弱性，并非主要是内生驱动的金融一体化努力。鉴于现有制度安排为美国与东亚国家之间、中国和日本之间以及东盟与中日之间三组关系相互作用下的平衡选择，为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中国应积极发挥引领作用，深化东亚金融合作、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地区金融稳定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同时积极谋划亚洲货币基金方案，为解决地区金融治理赤字贡献中国智慧。     

论东北亚区域制度化合作的外部干预与内部制约

区域制度化合作的程度反映区域一体化的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各国经济、社会、政治诸多层面的合作状况和合作远景。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为区域性制度化合作创造了发展的空间。国际组织和制度、跨国公司等一些新兴行为体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些行为体对于区域制度化合作发挥了先行的效用。同时,东北亚区域制度化合作存在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干预,区域制度化合作本身制度遵守与网络形成等方面的障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将为这一地区制度化合作前景提供契机。     

东亚经济合作发展新阶段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东亚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为主要内容的机制化的发展新阶段。由于包括日本、中国、东盟等在内的东亚主要国家都参加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来,使经济合作机制化在东亚地区具有了普遍的性质。但自由贸易区并不是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的惟一形式。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已经出现多种机制并存的局面。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它给东亚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但东亚经济合作机制化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离成熟期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合作机制构建

地区合作机制的创设能力不仅是大国崛起的一般性标尺，也是大国崛起的内在要求。参与和创设东亚合作机制是保证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它有助于奠定中国和平发展的地区性根基，构筑平衡的大国关系，咒化经济结构和扩大对外开放。同时，中国的制度化行为也拉动了地区经济增长，缓解了地区安全困境，促进了东亚地区一体化。实际上，中国和平发展和东亚合作机制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东亚金融区域主义的兴起及其地缘安全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持续动荡,以地区金融安全合作为导向的金融区域主义逐步兴起,且成为一种显著的地缘政治经济现象。金融区域主义对地缘安全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区金融安全,地区金融主义有助于构筑地区金融安全网络,推动地缘经济整合;二是地缘政治安全,地区金融主义会扩大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增加地区排斥外围国家干涉本地事务的能力。金融区域主义产生的这些地缘安全影响对不同的行为主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首先,东盟作为地区性的经济共同体,会极力反对东亚大国利用金融区域主义将东盟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下,威胁东盟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其次,作为最大出资方,中日对地区货币金融领导权的争夺变得日趋激烈,且形成了持续的冲突性关系,从而削弱了东亚金融安全合作的政治前景。最后,东亚作为美元回流机制中的关键一环,如果将美国排斥在外,无疑会增加东亚地区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矛盾。因而,东亚金融区域主义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其稳定地区货币金融秩序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其有可能制造地缘政治安全问题的一面。     

论东亚货币基金的创建

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提上日程。《清迈协议》的达成 ,即“10 +3”(东盟 10国加中、日、韩 )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陆续签定 ,标志着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 1步。然而 ,货币互换只是货币合作的最初形态 ,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 ,货币互换合作必将向更高层次的货币基金合作的方向发展。东亚货币基金的创建不仅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不久的将来EAMF一定会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

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区域货币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欧盟的实践使这一理论变成了现实。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快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进程。而作为已经加入WTO同时又是东亚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并针对这一趋势做出适当的对策选择。     

文化认同与东亚区域合作

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东亚区域合作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东亚区域合作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困境,而东亚共同体建设应从经济贸易的东亚一文化东亚一安全与政治的东亚一社会和法律的东亚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因此,文化认同成为了除政治、经济、军事等角度之外理解和研究东亚区域合作的另一个视角。如何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启示

后危机时代,为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东亚货币合作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借鉴欧元主权债务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东亚货币合作应进一步扩大共同基金规模,稳步推动地区金融与货币合作,并在区域内建立经济与金融状况监管体系与救助退出机制,有效防范各国金融与财政风险;加强政治对话与经济合作,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区域货币合作发展;同时,推动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改革,妥善应对信用危机。     

东亚货币合作经济基础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区域金融合作也深入开展起来。欧元的成功实践为东亚国家（地区）开展货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提出及发展为东亚货币合作提供了理论指导。东亚国家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有了很大的提高，为进一步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了保证。东亚国家可以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选择最优合作伙伴，逐步推进次区域货币合作，最后通过长期的努力建立欧盟那样的货币联盟。     

The security policy of the greens in Ital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financial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discusses why and how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should go forward in terms of financial and monetary regionalism. It highlights intra-regional exchange rate stability as an important regional public good and makes the case for greater exchange rate cooperation. To this end, East Asian countries should gradually reduce their exposure to the US dollar and move towards currency basket regimes which would sustain relative intra-regional exchange rate stability while allowing for sufficient flexibility to accommodate idiosyncratic shock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lobal and European financial crisis, the article also urge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 and regional –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calls for a further strengthening of East Asia's reg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化:从“清迈倡议”到“清迈倡议多边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对东亚国家的货币金融稳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并促使东亚国家加强区域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东亚"10+3"的财长们于2009年12月发表了有关"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的联合声明,决定成立采取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安排(SRPA)作为"清迈协议多边化"的具体形式.从2000年以双边货币互换为特征的"清迈倡议"(CMI)到以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库安排为特征的"清迈倡议多边化"过渡与发展,表明了东亚"10+3"货币金融合作进一步走向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