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产生、演进与建构

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产生、发展的演进历程,是我们把握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演变的关键主线,也是了解同期地区主义与区域安全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途径。安全复合体的出现为开展地区安全合作创造了条件,也是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起点。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在构建过程中遵循了安全连续统一体的演进规律,地区安全结构经历了从冲突竞争为基调到对话合作为主旋律的显著变化。东盟国家一方面借此调解和缓和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达到团结和整合地区安全力量的目的;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推动"地区中立化"的安全机制,实现冷战两极体系下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平衡和稳定。从寻求"共同安全"到地区"合作安全"的最终建构,东盟把一个分裂对抗的东南亚逐步发展过渡成为一个团结互助、相互依存,愿意为了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而共同奋斗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合作典范。同时,冷战时期培育"合作型"安全复合体的实践培养了东盟国家间的政治安全互信,增强了对地区的认同,这为冷战后东盟地区安全结构向更高一级的"安全共同体"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历史与现实

针对国际关系学界新兴的安全区域主义研究,本文提出一种综合的“理论框架”,即安全区域主义(securityregionalism)进程是一个从已启动区域化的“安全复合体”开始,经由“安全机制”(区域安全合作),最后到“安全共同体”(区域一体化)的变化的“安全连续统一体”;它涉及国家、区域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等多元行为主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证明了这一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亚安全区域主义(上)

“安全复合体理论”采用物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混合的研究方法,以区域为聚焦点的安全相互依存为基本前提,阐述了由权力分配主导的物质结构和友善—敌意模式主导的社会结构组成的区域安全结构,及其结构变化的“国内—区域—区域间—全球”多层次的动力、“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多领域议题、“国家—非国家”多样性行为体和从“冲突形态”经由“安全机制”到“安全共同体”的连续统一进程。本文以此为理论工具,在分析新兴的“东亚安全复合体”安全结构及其变化的多层次动力和安全区域化现实的基础上,描绘了东亚安全区域主义走出现存的“霸权”、“均势”和“联盟”等“弱安全机制”,经由以“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混合体为基础的真正的“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等“强安全机制”,最后至区域一体化推动的内生的“安全共同体”的可选择的发展道路。     

区域研究的新路径:"新区域主义方法"述评

本文以赫特纳等人提出的关于冷战后新区域主义研究的“新区域主义方法”为对象 ,阐述了该方法以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学术视角、以“区域性”和“区域间性”为理论基石、以“核心—中间—外围”三大区域结构为核心、以“安全、发展和生态可持续性”为价值准则 ,涉及经济、政治 /安全、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纬度内容和全球、区域、国家和次国家等多层次动力的新区域主义及其世界新秩序观 ,并分析了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及其存在的一些不足     

论东亚多元区域主义困境与出路

本文立足于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区域主义发展实践的考察,结合国际体系、国家安全、同盟逻辑与相互依存等国际关系基本变量,分析国际体系的变化如何塑造东亚各国区域政策,如何影响东亚各国做出更符合本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区域现实主义”选择.从区域主义的性质、特征入手,将排他性、竞争性和包容性作为考察视角,多视角总结当今东亚多元区域主义发展的潜在逻辑与规律,解释为何东亚各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区域主义战略.总体而言,东亚地区包容性区域主义与排他性区域主义、竞争性区域主义相互交织重叠.其中,排他性区域主义有着历史的连续性,但伴随东亚经济联系的加深,追随美国的盟友也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区域现实主义特征.未来的东亚区域机制的构建,必须基于区域现实主义理念,坚持区域内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并行,反对排他性区域主义的干扰,推动包容性区域主义与竞争性区域主义的广泛融合.     

区域间合作与东亚区域主义

区域间合作以其特有的区域效用在东亚区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发挥了互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条件下运行的东亚区域主义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自身特征,包括东盟主导、弱制度运行,政府驱动、公民社会跟进,软安全优先、多领域推进,进程导向、奉行渐进主义等.当然,这也滋生了一些难以祛除的自身缺陷,如内聚力不足、外倾性明显,大国作用不足、中小国作用明显,"硬力量"不足、"软力量"明显等.就此,东亚地区主义陷入排他性和开放性之间的"两难选择".     

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运用*

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是以多维视角研究国际次体系区域的安全关系的理论。该理论 关注权力,也同样关注制度和身份,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大基础国际关系理 论的核心概念构成了该理论的三个重要支柱。该理论强调制度对权力的制约,强调身份使权力产生 了不同的意义,这样,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机地融合在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中,使得区域安全 复合体理论对地区安全问题的解释更全面、充分     

“合作安全”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

"合作安全"作为冷战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实践中一种最重要的安全机制,它是西方"共同安全"观和本区域"综合安全"观融合的产物。"东盟方式"是其运行的基本程序。在实际运行中,它表现出明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领域的互动;东南亚国家、东盟、"自然经济区"等市场组织和"第二轨道"等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外部的区域间组织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一种多领域和多元行为主体的综合性特征。     

发展—安全互动中的全球基础设施议题

作为一种兼具公共产品与战略工具双重功能的议题,全球基础设施具有明确的发展与安全含义,因此,该议题在国际政治中呈现出嵌入"发展—安全联结"的基本态势。当前,在大国战略竞争结构之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社会"发展—安全联结"都具备议题拓展的政治动力,两者互动推动着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领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更为复杂化的聚合,扩展了当前"发展—安全联结"在国际政治中的适用范围,也强化了基础设施对安全与发展的依赖程度。基础设施与"发展—安全联结"互动呈现出螺旋圈层的架构,即主要通过议题维度的立体配置逻辑、制度方面的双重建构逻辑和演变方面的系统嵌合逻辑等方式,更紧密地与"发展—安全联结"发生互动关联。一个"发展—基建—安全联结"正在浮现。全新的联结也在重新塑造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并在议题设定、行为逻辑、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和运作环境方面影响着当前的国际秩序。这种正在出现的"发展—基建—安全联结"可能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基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大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化”的形成及影响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紧张和中国的持续发展,下游国家在利用湄公河水资源的过程中,通过社会化和政治化两个步骤逐渐把水资源"安全化"了,水资源进而由公共问题转变为安全问题。水资源的"安全化"让大湄公河的水资源合作更加举步维艰;使域外大国不断介入到次区域的合作中,为遏制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借口;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周边形象。要想共同维护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和谐发展,下游国家必须在水资源开发中去"安全化",使水资源真正回归到社会性问题的范畴中来,才能解决沿岸各国在水资源开发中出现的分歧。     

简论苏联干部委任制的形成

苏联的干部委任制始于列宁时期 ,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委任制作为俄国文化的积淀在苏联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 ,有其合理性。但是委任制毕竟要被现代社会所抛弃。斯大林非但未能及时进行改革 ,反使之登峰造极 ,最后给后代留下了遗患。     

从苏共亡党的教训看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党风廉政策略

中国正处于国内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入调整、思想观念深度更新之中，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日益突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苏共亡党的原因对我国当前的党风廉政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苏共亡党教训可知，党风廉政建设是立党之本。     

抗击经济衰退：象和龙

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席卷全球，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欧盟，还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中国，都已笼罩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中。本文探讨作为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印度和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措施遏制全球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造成更严重的伤害，以及印中两国如何借鉴对方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采取的有效政策以尽快重新走上经济发展的正轨。     

在拉美所"2006年拉美大选的影响与拉美左派的发展" 研讨会上的讲话

2007年1月11日,“2006年拉美国家大选及其政治走向”课题结项暨拉美大选的影响与左派发展问题研讨会在拉美所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民与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深刻分析了当前的世界格局和政治走向,拉美左派的发展对该地区形势的影响。现全文发表如下。     

Democratic reform between the extreme makeover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radition: the case of the Netherlands

Democracy in the Netherlands, like in so many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is under substantial reform pressure. The problem with the democratic system in the Netherlands, according to democratic reformers, is that it is out of step with the fast and major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modern society. Champions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he Netherlands mostly look to sweeping, large-scale, and all-encompassing plans for democratic reform, achieving, however, little success. Major structural changes have been planned time and again, but eventually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has remained largely the same.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tandard recipe that democratic reformers often prescribe – radical makeover – and outlines a viable alternative that can also be derived from the Dutch case – reinventing tradition. Reinventing tradition implies a mixture of change and preservation, of movement and counter-movement. It is, arguably, the only way for democratic reform to go, at least in a consensus democracy like the Netherlands. Dutch history demonstrates that large-scale blueprint reform runs a serious risk of non-implementation, and that small-scale adaptive tinkering, part of the incremental ‘re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n be significantly more successful as a reform strategy.     

东北经济落后原因诸说评析

振兴东北经济必须准确找出其落后的原因。现学术界提出的“结构说”、“体制说”、“国企比重过大说”、“项目怪圈说”及“东北人观念落后说” ,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又都不很全面、完整 ,尚有其他原因需加以分析说明。国家在改革、发展战略与政策抉择上“失算” ,使东北地区收入过低 ,人才大量流失 ;在东北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 ,缺乏必要的资金补偿与支持 ,这都是造成东北经济落后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全面科学地找出东北经济落后的真正原因 ,才能保证应对方针策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Peace from the Inside: Exploring the Role of the Insider-Partial Mediator

Previous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mediation in intrastate and interstate conflicts has highlighted the role of external mediators. This study represents the first effort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role of internal—insider-partial—mediators. We suggest that the insider-partial mediators bring important indigenous resources to a peace process and that they can complement external mediators by mitigating the bargaining problem of information failure. Exploring new data on the occurrence and effect of mediation in unarmed insurrections from 1970–2006, we find that the insider-partial mediato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negotiated agreements. This applies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so-called selection effects, where external mediators are selected, or self-selected, into the most difficult conflict situations, whereas insider-partial mediators are utilized in conflict situations that are less severe; and where insider-partial mediators have a substantially higher frequency of activity in unarmed as compared to armed insurrections. We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the insider-partial mediators play an important and positive role in peacemaking that merits further exploration.     

论《古兰经》译注的文化意义

<古兰经>树立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之根,塑立教义教法与教理学理之本,确立穆斯林伦理道德与行为纲常之据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因语言障碍没有得以全方位展现.于是,穆斯林学界基于<古兰经>和圣训的创制原理与基本精神,严格遵循<古兰经>注释学学理原则,展开了译注<古兰经>的长期学术工程.<古兰经>译注解读了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使<古兰经>真正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丰富了伊斯兰文化,使之成为世界范围的一大文化系统;加速了伊斯兰教植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步伐,使之顺应所在国的国情,并不同程度地实现本土化与学说化;增进了伊斯兰文明同其他文明之间的理解与包容,认同与交流,对于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论明至清中叶滇缅贸易与管理

本文主要分析了明至清中叶滇缅贸易的概况和明清政府对滇缅贸易的管理情况,说明了滇缅贸易是随着中缅关系的变化而或开或禁,其管理亦随之或严或弛,从而得出和平、通商才有利于民生,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