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柔性外交：中国外交形象建构的“实力—身份—话语”三维模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建构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为中国外交实践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外交形象由建立在国家实力与地位基础上的刚性形象与建立在吸引力与亲和力基础上的柔性形象所构成，从主客体塑造的角度存在“自塑”与“他塑”形象之分，从国内外公众认知的角度存在内外形象之分。建立在跨学科多元理论基础上的“实力—身份—话语”三维是外交形象生成的关键环节，彼此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的紧密关系。实力外交、国家身份与话语传播分别是外交形象建构的实践基础、方向依托与桥梁媒介。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需要加强“外交形象学”的学科建设和系统研究，掌握对实力外交、大国身份的叙事主动权，以“柔实力”概念超越西方软硬实力二元区分的困境，以大国和平负责任社会性内涵超越单一的权力性内涵，大力发展媒介化公共外交，建构融通中外的外交话语体系与战略传播体系。只有充分把握与协调好“实力—身份—话语”的三维互动机理，以实力为基础，以身份为依托，以话语为媒介，从“三维一体”的联系性与整体性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塑造立体、全面、真实的中国外交形象。     

身份叙事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身份建构

国家身份可以划分为总体身份和具体身份,具体身份是总体身份在不同场域的具体投射。作为话语实践的一种形式,叙事则是身份建构的主要机制,它将一系列关于总体身份和具体身份的隐喻以特定逻辑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所追求的总体身份是负责任大国,而这一身份的主要表现则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身份通过领域或功能以及地域两个维度被投射到北极场域,形成了"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一具体身份。本文在论述叙事和国家身份形成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一身份隐喻通过叙事被投射到具体场域中的过程。通过叙事,"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同中国的国际责任、各国的共同利益等话语联系在一起,成为负责任大国身份在北极场域的延伸,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观目标的组成部分。     

转型期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

在转型期,中国和国际社会依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标准,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和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这些充满疑虑和矛盾的认识与评判,集中体现为关于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四个困境:中国是否实现了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型;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将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参与者,还是破坏者、变革者?为此,中国迫切需要明确自己的国家身份,调整与规范国家行为,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动力与目的: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身份转变的成因

本文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身份由"被动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到"积极贡献的新兴大国"的原因;在"转变动力"与"转变目的"分析框架中,选取国际制度和预期目标作为解释变量,分析治理身份转变的因果机制;在"德班平台谈判"期间,揭示中国治理身份和行为偏好转变原因。本文强调国际制度对中国外部身份认同的激励和内化作用,建构预期目标对中国内部身份偏好影响路径,认为三者在动态循环中达到"内部结构均衡"。     

从区域治理视角看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

东亚区域化现状中的争议热点除了大国关系,还有一点在于,东盟在东亚区域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是否合理。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受到质疑,与其政治经济实力的弱小有关,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东盟的重要意义。从区域治理的视角来观察东盟,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到东盟的积极意义。东盟治理的独特机制是在长期的国际互动中形成的有效制度形式,构成了东盟相对成熟的制度能力,也是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来源。随着东盟将其区域治理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区域,切合东亚现实状况的东盟治理机制将为东亚区域化提供不断推进的有利选择。     

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建构主义解读

美国媒体之所以反华是基于以下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认知 ,即对中美不同国家身份的认同和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认同 ,由于这种认同的偏差 ,导致中美文化和安全上的困境。国家利益不是外生于体系结构 ,而是由体系结构建构的 ,决定国家利益的因素不仅仅指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物质权力 ,而且包括由社会建构的观念、国家身份和集体认同。观念建构身份 ,身份塑造利益 ,因而观念建构利益 ;观念和身份建构利益的认同 ,社会互动重塑认同 ,进而改变利益。美国媒体的国家利益观就是观念、身份和认同与利益的共塑与融合的结果。中美关系是具有洛克文化特征的建构。     

复合身份政治:西亚大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三重维度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西亚伊斯兰大国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简称“沙特”)形成了复合身份。教派争端导致三国在西亚地区的战略博弈阵营化;阿富汗弱政府、强社会的权力结构使三国的战略博弈代理人化。作者提出“复合身份政治”概念,认为土耳其、伊朗和沙特以三重身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从族群和教派身份看,土耳其与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等突厥语族群形成特殊关系;伊朗与中部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形成特殊关系;沙特与南部普什图人形成特殊关系。从区域身份看,土耳其借助突厥语国家委员会,伊朗借助经济合作组织,沙特借助伊斯兰反恐联盟,三国在“向东看”过程中分别将阿富汗纳入各自主导的多边机制,形成了制度均势。从全球身份看,土耳其以北约的名义参与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沙特利用伊斯兰合作组织,三国与世界大国形成了议题联系。复合身份政治使土耳其、伊朗和沙特构筑相互交错的次体系,稀释了世界大国主导的阿富汗问题安全倡议,阿富汗安全格局由“多极”走向“多中心”。     

语言、身份建构和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中的"邪恶论"

近年来,对外政策分析中最为显著的理论探索之一是对身份(或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一定的国际体系里,一个国家想要什么和为了得到它而采取怎样的行动,在含义上并非完全由该体系中的物质结构所决定,它还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所处的身份有关.本文讨论了语言如何作为一种力量成为建构行为体身份的社会工具;然后把身份作为对外政策分析的一个变量,将其放在语言建构的环境下加以认识.本文最后以20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邪恶论"为例来说明美国的现当代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所涉及到的对"自我"及"其它者"身份的建构.     

身份认同与社会性存在：中国国家本体安全的寻求与调适

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博弈中,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面临着多重身份认同、跨国沟通网络和群体情绪/情感等问题带来的新型挑战。多样的身份认同危机会导致国家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出于维系“社会性存在”的目的,国家会启动情绪/情感性自我保护机制,呈现以“焦虑感”为特征的“非理性行为”,可能带来国家间的安全对抗和冲突。获取国家本体安全取决于国家自传式叙事的连续性与“自我—他者”信任关系协调机制两条路径的均衡发展。在百年大变局下,“何为中国”的自传式叙事正由“内向型”的国家主体性向“外向型”的国际能动性身份转变。新时代中国国家身份转型和国家本体安全的获得,一方面,取决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成功建构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新型负责任大国叙事体系;另一方面,有赖于重塑和调适中国与西方大国和国际社会的“竞合型”与“和合型”两类信任关系,其调适结果不仅是实现“自我—他者”良性互动的前提,也是决定中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生态的关键。     

国家身份、国家角色视域下的中俄关系

国家身份是指国家在特定国际背景下持有和表现出的个性与独特性的形象,即国家是什么和代表什么,在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形成和变更,包括内在身份和社会身份。内在身份是由国家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属性决定,社会身份是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中建构而成的。国家角色是外交决策者对于适合本国的一般性决策、义务、规则及行为的自我确定,同时包括了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在持久基础上应尽职责的自我确定。国家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规定国家角色,国家角色塑造国家对外行为。中美俄三国的战略影响使其对外政策具有强烈的相互依存特性。三国内在身份差异决定了美国会成为中俄关系发展的持久推动力,中俄社会身份的趋同有利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达成相同或相似立场,国家角色认知差异使两国选择结伴不结盟关系。     

冷战后的中国—东盟关系探析:身份政治的视角

冷战结束后,中国—东盟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发展。冷战后东亚地区认知结构的变化及中国对东盟规范的内化使中国有了新的身份定位,在这种身份定位指导下的国际实践加深了东盟对中国新身份的重构和认同。中国身份定位的温和与理性及中国自我利益的不断扩大是导致东盟认同中国新身份的重要因素。身份政治理论在给我们提供新视角的同时,其学理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便更好地解释和指导国际实践。     

原住民身份认同对玻利维亚外交政策的影响

2019年玻利维亚总统选举及其余波引发了政治紧张,由此隐约暴露出玻利维亚社会原住民和白人之间存在着深刻而悠久的民族界线,而且这种界线还对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本文的目标是研究民族因素和基于民族的身份认同在多大程度上、如何决定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本文首先介绍了身份认同的概念及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具体应用,阐述了玻利维亚民族关系的历史以及该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和现状。通过分析玻利维亚是否存在分裂国家认同的内部民族界线,以及这些民族界线是否形成了清晰可辨的独立外交思想,笔者发现玻利维亚的原住民民族性对该国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的科学分支中关于国家身份认同对国际体系中国家间互动的影响,以及国家身份认同与权力和利益的关系。玻利维亚的原住民和欧洲白人后裔间的内部分裂,与二战后出现的西方社会的统一性、吸引力和持久性问题有着明显的联系。“西方”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西方世界的影响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防御性进攻主义

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主导权竞争常常会引发大国战争。从理性角度讲,倾向于发动主导权战争的国家要么具有"趋势优势",要么具有"实力优势"。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家既没有"趋势优势",也没有"实力优势",却依然倾向于对"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国家发动主导权战争。趋势焦虑不仅可以解释传统理论中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防御性进攻倾向,更可以解释如果守成大国通过战略打压成功地扭转了新兴大国的崛起趋势,那么新兴大国反而可能因趋势焦虑而选择防御性进攻。避开从传统权力结构性分析路径,而通过引入战略心理学的"趋势焦虑"概念并构建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广义理论,将对区域主导权竞争中何者更具进攻性意愿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同时,传统理论认为,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倾向于依据静态的权力结构性而扶持区域次强国,进而达到抑制权力占优方的目标。但从战略势能演变的动态性视角分析,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并非一贯倾向对区域次强国予以支持,而是更倾向对"趋势占劣"或"战略匹配高"的地区大国予以支持,哪怕其权力尚处于优势地位。     

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南非的区域大国角色及限度*

作为区域大国,南非在非洲安全秩序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4年民主转型后,南非国家身份定位由西方的"白人飞地"转变为"非洲国家","以非洲为中心"成为南非外交政策的战略优先。南非非国大政府秉持新的国家身份认知,不再将非洲国家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是命运与共的合作伙伴。南非通过参与解决非洲国家冲突、加强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支持非洲冲突后重建与发展进程、推动联合国与非盟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参与多边维和行动等方式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扮演了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南非虽然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某些领域发挥了独特的引领作用,但经济增长乏力和国力相对下降,使其越来越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非洲安全形势。域外大国和国家集团加大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干预力度、其他非洲区域大国的竞争,也对南非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形成了制约。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增长陷入衰退和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下,南非政府将把更多精力和资源用于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直接介入非洲冲突解决的意愿和能力会有所下降。南非在参与非洲安全事务过程中将更加惜用自身国内经济军事资源,进一步提升对外交手段、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依靠。     

外来挑战、身份认同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

印度教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历史上它能够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的适应性,积极地应对挑战,始终保持了其在南亚次大陆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所以,长期以来印度形成了一种基于宗教的等级身份认同。伊斯兰教的传播和英国殖民统治两大外来因素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前者使得原先的印度教社会中逐渐形成一种与印度教全异的群体身份认同,后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将这种以宗教为基础的身份认同发展为两种对立的政治认同。在此基础上,双方围绕宪政改革产生分歧,形成印度的两大宗教民族主义。     

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安全困境——权力转移进程中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

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南海“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理论探讨

南海地区国家如何在主权纠纷未获解决的情况下开展区域安全治理及实现南海和平、稳定,这至今仍是一个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南海地区现有的区域安全治理理念、制度安排及其实践效果与地区国家实现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愿景之间还有不少落差。归根结底,这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互信不足、缺失有关。南海区域安全治理的核心内容应聚焦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互信关系的建立,而致力于缓解与消除地区行为体"恐惧"心理与建立身份、角色认同的"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有可能为实现南海安全塑造一条理想的路径。南海"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虽与"安全共同体"相通,但它不强调一个集体身份的建立,而寻求在地区现有安全态势基础上致力于中国、东盟与美国等主要行为体之间信任关系与身份、角色认同的确立。惟此,南海地区建立"安全共同体"的标志———"和平变革可靠性预期"的条件才有可能得以成熟。     

"印太"概念下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的转变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印太"概念下的地理范围指向及其区域建构方面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的成熟和塑造.但是,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印太战略"选择已然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印太"概念下,更凸显了美国的主导性,以及中美竞争下的多国博弈态势,原有的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的独立性减弱,而突出了大国竞争中的海洋元素.在这种转变下,中国面临着新的地缘政治挑战,中国周边的战略压力将增大,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将给地区带来新的安全对抗格局并影响中国的战略选择,同时将增加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难度.在这些挑战面前,中国仍然要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对话与缓和,致力于建设稳定的周边关系,致力于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在新的"印太"区域,中国仍然要发挥出大国的影响力,积极参与塑造和平与发展的地区新格局.     

进程合作论:理论模式、价值与未来研究

"进程"本身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含义,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进程"概念,应该是指一个社会化的互动过程,它既是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学习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过程。以进程为变量解释国际合作形成的理论被我们称为"进程合作论"。进程合作论认为,进程能够推动国家加强对话和学习,接受规范和法治,帮助国家建构集体身份,从而为合作提供强大的认同基础,而国家之间的合作行为,又能扩大共识,再现规范,强化共有利益观念,从而又推动进程的维系。"进程合作论"的基点在于进程,进程既构成合作的原因和手段,又成为合作的结果和目的,进程与合作相互促进,相互加强,共生共存。     

集体身份认同与跨国区域社会共同体的建构——关于东亚社会共同体建设的思考

集体身份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然拥有的社会角色,对某种集体身份的认同或排斥是选择的结果。在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集体身份认同的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整合的成功与失败。对于区域性国际社会成员而言,国家认同和跨国社会共同体认同是最重要的集体身份认同。这两种集体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关系,并对地区局势乃至全球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东亚共同体建设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身份认同基础,但这种认同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存在着退化的风险。在目前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国际局势下,东亚一体化进程可以采取多轨道、多线路、多层次、多领域、以小促大、以民促官的方式逐步推进。其中,培养东亚各国及其国民的集体身份认同和构建东亚社会共同体最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