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模式探析

实现南海区域安全与和平、稳定一直以来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南海局势展开对话与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现实中的南海安全局势却一再紧张,这表明南海区域安全制度性安排与安全秩序理念和现有变化、发展迅速的南海安全形势已经出现了不同步、不协调的状况。在过往长期的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实践中,东盟和中国作为南海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间集团和最重要的区域大国,以不同的方式,就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展开了对话与合作,并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治理模式,"东盟模式"和"中国模式"。这两种模式从不同层次和多个渠道就南海区域安全治理进行了对话与合作,并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效用。然而,目前南海安全体系呈现出来的脆弱性和南海区域安全现况却一再揭示,中国和东盟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进程中还面临着不少现实的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更好地实现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中国和东盟应形成合力,为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重塑一个相吻合的制度规范,共同构建一个相匹配的角色、身份与创造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外治理环境。     

东盟构建安全共同体之建构主义分析

2007年11月，在东盟第13届首脑会议上东盟各成员国正式签署《东盟宪章》。《东盟宪章》强调“在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问题上……通过一体化推广东盟身份认同，以增强东盟大家庭意识和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由此可见，东盟构建安全共同体的整体思路是，通过东盟一体化构建东盟国家集体身份认同，通过构建东盟国家集体身份认同内化东盟诸国认知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并共享地区和平观念，进而达到实现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目标。建构主义关于安全共同体形成的“三个层级”假定对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想下南海问题的前景展望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到访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为中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双方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关系的增进提供了新理念、新指南,同时或可为南海问题和南海局势的发展带来新环境、新框架。中国不仅要持续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和为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展开互动营造更为良好的政治氛围,而且还应积极与东盟就南海议题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和正面应对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考虑,增强互动的实效性和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促使南海由争端的焦点变为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纽带。     

中美南海博弈与“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的推进

东盟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点区域和优先方向。中国在东盟推进"一带一路"时面临的经济环境较为理想。但是,主要受南海问题的困扰,当前中国在增进与东盟国家政治互信和维护区域安全环境方面仍面临着挑战。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离间了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恶化了南海安全环境,因而增大了中国在东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的战略压力。中国应多渠道入手来应对这一挑战。首先,中国应继续致力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其次,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第三,在坚持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应积极开展与东盟国家的海洋合作并努力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南海建立信任措施与区域安全

进入新世纪的南海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多层次、多渠道的信任措施逐步建立。南海建立信任措施是中国运用新安全观解决海洋争议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 ,它增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 ,塑造了新的区域安全环境。     

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地区影响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致力于以多边策略建构针对中国的地区安全优势,南海是其主要着力方向。美通过强化在南海的军事活动,邀约域外国家介入南海地区安全事务,拉拢菲、越、印尼等国,推动国际媒体塑造南海问题国际话语,试图营造其对南海地区安全的主导权。然而,由于美国等域外国家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在合法性上存在天然缺陷、南海地区安全结构的转型以及东盟主要国家对卷入大国安全对抗的高度警惕,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实际效果相对有限。     

以体系性思路认识和处理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有维系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考验中国与美国如何共处的体系性意义。南海问题的解决，必须使政治、经济和安全关切均衡地得到保障，必须寓于地区体系的建设之中，方能化解中国与南海诸国、中国与美国之间可能的冲突，实现和平发展。     

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特征及中国在其建设中的作用

在2003年召开的第9届东盟峰会上,东盟第一次提出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目标.2004年,东盟通过了《东盟安全共同体行动计划》,提出建设东盟安全共同体的五大战略重点,即政治发展、形成和共享规范、冲突预防、冲突解决和冲突后和平建设.2006年5月,首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召开,明确提出这一会议机制将致力于在2020年前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启动标志着东盟在地区安全合作上朝前迈进了一大步.中国在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南海局势“失衡”下东盟的区域安全实践

东盟是南海议题重要的利益攸关者,因而区域安全则是东盟对南海议题持有日渐浓厚兴趣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南海区域安全方面,东盟的角色与采取的政策选择,渐趋成为地区安全研究及至国际关系学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议题。在东盟的视野下,南海地区的局势发展日渐"失衡",存在一系列"不稳定"因素。鉴于此,东盟国家无不"心理不安"。为此,东盟在南海地区开展了多个渠道的区域安全实践。东盟的南海区域安全努力在实现其区域安全需求方面确有所成效,有助于增强东盟对地区安全的管控能力和降低南海安全局势中的"不确定性"。但是,东盟的南海区域安全实践建立在规范引导、制度平衡与大国在地区保持良性竞争关系基础之上,其内在具有明显局限性,因此在集团内外不得不面临一系列巨大挑战。这在深刻影响东盟南海区域安全实践发展前景的同时,也势必成为判断南海安全局势未来走向的一项重要因素。     

“亚太再平衡”视角下的美国南海战略及其地区安全悖论

自奥巴马政府上台,海洋安全特别是南海问题已经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抓手。8年来,打着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旗号,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先后经历了积极中立、积极关切、逐步介入到试图主导4个阶段,持续打造了包括军事、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由美国政府、国务院、国防部、国会以及盟友、准盟友等不同主体参与的网络化的南海战略。美国南海战略的不断推进,冲击了原有的海洋安全秩序,带来了中美之间竞争加剧、东盟统一性受阻以及陆海国家对抗性增强等一系列地区安全问题。消除在南海问题上的安全悖论需要中美战略互信的增加、战略共识的达成,以及在南海地区建立起相关各方之间新的战略稳定框架。     

南海地缘政治特征及中国南海地缘战略

本文结合当前南海形势和中国国情,对南海地缘政治特点、南海地缘战略价值和我国南海地缘战略等方面作分析研究。     

南海地区安全：打击海盗与反恐合作

南海地区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航道之一，其安全正面临着海盗与恐怖分子的威胁。随着国际海事局有关海盗定义的修订，要维护南海地区的安全仅依靠南海周边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特别是马六甲海峡。因此，海峡沿岸国要求海峡使用国共同分摊维护安全的经费负担，并提供有关培训、设备和信息情报等援助。这种情况说明，维护南海地区安全必须由南海周边国家及南海航道使用国共同合作，只有通过密切的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打击海盗与恐怖主义活动，真正地维护南海地区的安全。     

南海航行安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南海航行安全对亚太经济和与亚太经济联系密切的世界其它各地的经济发展都有重大影响,由于南海地区的海盗问题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政治状况有直接联系,并且受到美、日、印等国对东南亚地区政策的影响,国际间打击海盗的合作和推动地区政治、经济、安全机制的建立成为当务之急。     

马六甲海峡与南海航道安全

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航线之一,其安全的主要问题是海盗的袭击。在反海盗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问题成为确保马六甲海峡安全的关键。美、日、印度三国以反海盗袭击和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在南海海域加强军事合作,其真正目的据说是牵制中国,这无疑增加了南海航道的不安全因素。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

本文主要从南海争端方国家、非南海争端方国家、东盟3个层次分析了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对于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南海政策；对非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新加坡和泰国的南海政策；对于东盟的南海政策，本文指出协调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南海问题的立场，直接就南海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通过东盟地区论坛讨论南海问题构成了东盟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在对策思考方面，本文指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应该侧重以下几点：继续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坚持“双边协商”的具体策略，力避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保持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沟通，确保东盟不致形成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一致立场；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和海洋安全维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思维与合作逻辑

对地理特征的认知塑造一个国家的海洋安全思维。印尼具有“群岛特征”(陆地分散、海上邻国多和海域广阔)和“海权特征”(海上战略位置、良港和重要航道、海洋资源)两组地理特点,分别指向海洋“作为威胁”和“作为秩序来源”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模式。如何处理这对矛盾成为厘清印尼海洋安全思维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民族国家建构初期和冷战背景下,印尼着重应对与“群岛特征”相关的安全威胁。以苏西洛为转折点,印尼开始追求“海权特征”带来的秩序福利。群岛海洋安全思维的长期实践塑造了当前印尼海洋安全现状和合作逻辑:“重陆轻海”政策导致海洋安全能力落后,使印尼重视提升海上执法能力的务实合作;海盗问题的跨界性质使印尼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意愿较低,产生了“搭便车”的合作逻辑;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了印尼的“岛国内海”权利,该公约被印尼视为海洋安全的制度保护伞和合作的底线。     

菲律宾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分歧及成因

菲律宾国内各政治集团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制定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国家本位意识和立场,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有:坚持菲律宾所占据的南海岛礁的“主权”;要求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来解决南海争端;坚持南海仲裁“裁决”,等等。而硬实力的不足、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克制与和平立场以及菲律宾民情等因素导致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的共识。除了对策略手段运用的不同理解导致的分歧,菲律宾各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于菲美同盟及菲美双边军事协议存在着认同与强烈反对的不同声音,其深层原因来自于要求独立自主的反美民族主义与菲律宾国家安全需要之间的矛盾。菲律宾后续仍可能试图以南海“仲裁”结果对中国进行“软”抗争;菲美军事安全合作仍有强化的可能;中菲南海双边谈判以及共同开发协议有可能会随着菲律宾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受到影响,存在较大变数。     

越南近海渔业及其对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越南出于“海上安全”、经济社会发展、近岸渔业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大力发展“近海”渔业。然而,越南“近海”渔业意在凸显其单方面“专属经济区”权利主张和对我国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的主权声索,侵犯了我国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将升温南海争端,损害地区传统安全,不利于共同开发和南海争端的良性发展;越南的“近海”渔业对南海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保护也有不利影响,但客观上可能促进南海非传统安全合作。     

中菲南海争端仲裁庭的法律问题

菲律宾无视它与中国之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存在与有效性,以变相的岛礁主权争端和海洋划界争端的方式,单方面提起南海争端强制仲裁。虽然此举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菲律宾启动该程序具有非法性。即使中国不接受该仲裁和不参与仲裁程序,也不影响中菲仲裁庭的合法成立及其程序的合法性与对中国不利裁决的有效性。因此,对待仲裁庭的后续书面程序和口诉程序,中国是维持现行政策还是重新参与,是值得重新评估的一个问题。重新参与后续程序应该是中国的一个适当政策选择。因为参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可以通过反驳《公约》对之不适用从而避免澄清其地位的棘手问题。更重要的是,依据“南方蓝鳍金枪鱼案”仲裁庭的推理与裁决和中国2006年声明以及国际海洋划界与外大陆架划界案例,《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属于《公约》第281条第1款中排除附件7强制仲裁的“协议”,菲律宾的大部分实体请求属于不可裁决事项,因而仲裁庭应该裁定对本争端无管辖权或不可受理。即使中国继续奉行不参与政策,也不应该无所作为。中国可以采取“间接参与”的方式,在仲裁庭开始书面程序后,公开发表一份正式书面文件,以全面反对菲律宾提起仲裁和反对仲裁庭对争端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     

印度对南海争端的介入及其影响评估

冷战后,随着国际格局的调整,印度在对外战略上实行了＂东进＂政策,试图通过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军事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为其大国理想的实现奠定基础。在＂东进＂政策下,印度逐渐以联合军演、出售武器等方式介入到南海争端中,给本来就复杂的南海争端增添了变数。本文对印度介入南海争端的原因、手段做探索研究,并对其影响做出评估,以期为我国的南海争端对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