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论中美互动与亚太新格局

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国家,对亚太地区新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一些中外学者认为,受中美互动影响,未来亚太新格局有可能呈现新冷战格局、二元格局、陆海分治、共同领导、协调合作、中美共治六大趋势。由于中美在亚太经济、安全等领域各具优势且两国利益相互交织,中美协调合作将最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新格局的未来趋向。中美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形成何种亚太新格局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在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彼此的利益,适当采用议题联系战略,对于中美关系平衡十分关键,中美协调合作的亚太新格局将在中美理性互动中逐渐形成。     

奥巴马政府能源新政下的中美能源合作*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新政立足于长远发展,将能源政策、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和美国国 家安全结合起来加以考虑,为中美能源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中美能源合作仍受到意识形态、冷 战思维等政治因素的制约。根据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基本动因和特点,可以考虑深化中美能源合 作,在清晰认知和评价中美在能源领域中的竞争与合作的客观基础上加强交流与合作,从互补的 角度提升中美能源合作的推动力,通过机制建设和增加合作层次,保证能源合作的持续深化     

防扩散还将是中美合作亮点吗?——中美防扩散合作模式、动因及前景探析

九一一事件以来,防扩散成为中美合作亮点。两国在多层面形成较稳定的合作模式:在国际防扩散机制建设方面,美中之间主要是倡议者和积极参与者、建设者的关系;在应对地区核热点方面,中美分别扮演了"好警察"和"坏警察"的角色;在双边合作方面,中美互动以培训与协作为主。防扩散之所以能够成为中美合作亮点,是空前严峻的核扩散形势及两国防扩散战略调整等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防扩散合作加深了中美了解与互信,稳定了热点地区形势,保障了中美两国的安全与发展利益,改善了中美经贸交流的外部环境。但随着近年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美防扩散合作面临抓手减少、互补协作难度增大、地缘干扰因素增加等挑战。因此,对未来的中美防扩散合作不能盲目乐观。当然,形势变化也孕育着新的希望。中国的快速发展将扩大中美防扩散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并为两国合作提供更多智慧和资源。中美应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适时调整防扩散合作重点,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使之成为两国携手进行全球治理和维护地区秩序的样板。     

中美应对国际体系转型的战略和举措

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长期进程中,中美互动的侧重点和复合面主要在反恐、经贸、金融和能源等领域以及亚洲地区的分体系方面,双方在整个国际体系的指导思想和构建原则问题上存在差异.而且,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在应对国际体系行为体多元化和多样化方面也面临新的挑战.在稳中有升的中美关系的大框架内,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互动具有两重性的特点,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以前者为主.作为两个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中美互动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     

透视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互动日益频繁,并已取得重要进展.本文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气候合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当前中美气候合作的主要特征,考察了影响中美合作的深层原因,探讨了中美气候合作对全球气候制度构建产生的可能影响以及两国气候合作面临的挑战.本文发现,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互动经历了不断拓展、深化的过程.当前,中美两国合作具有三个鲜明特点:第一,围绕联合国谈判的核心要素达成共识;第二,聚焦主要排放源务实开展功能性合作;第三,“包容性”合作重在吸引地方和私人部门.中美气候合作增强的原因不仅在于以国家形式呈现出来的共同利益,更取决于关键利益集团态度的转变,同时,也是适应世界各国广泛构筑气候联盟的大趋势.中美两国围绕气候变化的合作,其影响逐渐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中美两国开始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强有力的“共同领导者”.     

塑造与被塑造——中美在国际多边机制下的互动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相互依赖加深,利益交汇点增多。而中美两国的战略抉择为双方在国际多边机制下的互动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双方利益交融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必然导致中美多边互动是既合作又竞争,甚至是斗争。中美在国际多边机制下的互动,既塑造了对方,也塑造了未来,推动国际多边机制的变革。不过,这将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     

关于中美对新型军事关系认知差异的评述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组成部分,是两国在军事领域中交流与合作状况的政治反映。随着"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中美双方学者都为此进行了理论探讨。从目前研究的现状分析,两国官方和学者就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内涵、彼此的军事互信、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路径以及双方间新型军事关系的前景等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认知。对这些认知差异的把握及对其原因的理解和分析对于双方更有效地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不无裨益。     

中美亚太战略竞争格局的形成、走势及管控

当前,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中美两国形成的竞争与合作并存且以竞争一面呈上升趋势的战略两强格局日渐明朗化。在该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核心利益调整属于结构性动因;两国国内政治因素以及中美之外第三方因素的复杂影响,进一步加速该格局的形成过程,构成了非结构性动因。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急速腾升与美国国家实力相对衰落的结构性背景,中美亚太战略竞争关系中的缓和空间将进一步压缩,而其竞争空间将在经济、安全、政治、军事等领域全面展开。推动中美竞争机制呈现良性互动而非恶性循环,美国需放弃固守的霸权思维,适度分享责任与权力;中国也需给予更多耐心与定力。     

在利益与协调之间:朝核问题与中美关系

自 2 0世纪 90年代初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发生以来 ,中美之间围绕着朝核问题展开了越来越频繁的互动。这是一种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的关系。一开始 ,中国对美朝就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是“静观其成” ;在美朝双方僵持不下时中国出面斡旋 ,促成了“四方会谈”;当“四方会谈”陷入僵局时 ,中国便与周边利益相关国家一起促成了“六方会谈”。很大程度上 ,可控的朝核危机对于中美之间关于安全合作领域交流机制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 ,也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存在的战略层次上的矛盾     

“一带一路”倡议视域下的危机管控与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存在着逻辑严谨的内在关联性,并为全球层面贡献具有深远意义的公共产品与价值观念。在东北亚地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面临着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领土领海争端持续升温、国家权益冲突潜滋暗长、心理认知焦虑难以消弭等危机和挑战,如何规避和化解危机,关键在于具有战略性地规划和管控中美日、中美印、中美俄、中韩朝等三边关系的健康发展,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营造良好的安全保障环境。"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借助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依托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与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实现路径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通过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为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安全屏障。     

中国崛起:美国的认知与反应

随着中国加速崛起,中美的利益合作和竞争愈益具有世界影响和全球意义。美国对中国的心态是复杂的:它一方面在外交、经贸、安全等领域需要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发展对其至上地位和利益形成挑战。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和战略判断,华盛顿的决策圈和舆论界几经辩论,终于在“中国威胁论”和“和平崛起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两面下注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不仅将决定中美双边关系的性质,而且将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发展走向。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持续发酵,逐渐形成安全利益、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全面对立态势,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的对立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主要表现。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全方位突显,根本上源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是中美总体力量差距背景下局部力量平衡的表现。这种力量平衡表现为: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作为陆权大国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在中国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随着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逐步呈现出从经典安全困境转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加剧的趋势。未来,中美亚太安全矛盾仍然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技术发展引发的军事威慑变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则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     

中美贸易谈判的权力结构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在中美贸易谈判诸多研究领域中,有关谈判分析框架和谈判权力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空白。更为严重的是,目前谈判理论的片面和狭隘易使中方陷入被动、不利的境地。针对中美贸易谈判的复杂多变性和互动性,本文提出谈判权力结构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转变的重要因素,并依据三层博弈分析框架来解读中美贸易谈判的全貌,进而指出中美贸易谈判是涉及"国际—国内—决策者"三层博弈之间互动的过程,谈判结果是国际权力结构、国内获胜集合与决策者认知交互作用的产物。通过构建中美贸易谈判模型,归纳出整体权力并非谈判方的权力来源,特定议题权力才是影响谈判结果的关键因素,并且国内获胜集合和决策者认知的变化都会引起权力结构的改变,信任更可能主导谈判进程和结果。鉴于谈判权力对谈判行为和结果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建议可以通过坚持策略、议题关联、改变对方的获胜集合等方法增强中国谈判权力。     

利益变化、角色转换和关系均衡——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趋势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外交出现新动向,中美关系也面临新的变数.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和排序有了新的调整,这和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排序与认知形成新的互动.以利益变化为基础,在特朗普时期中美将出现五大领域的角色转换,预示着中美关系在中短期内的双边互动模式.长期而言,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均衡.特朗普当选可能是加速了中美关系均衡时代的到来.中美两国在实力大致接近的均衡阶段,要尽快形成彼此认同和接受的秩序安排,共同促成权力的共处或者转移.     

大变局下中美俄大国关系互动探析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地缘战略意义再度凸显,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影响国际战略格局与国际秩序演变的关键因素。随着中国实力持续上升,中美俄三国实力对比在动态变化中呈现新的平衡,三国战略角色定位发生变化,三角互动呈现竞争、合作、冲突、博弈等更为复杂的模式。中美矛盾成为三角关系发展的最主要矛盾,美俄关系竞合两分,中俄战略合作全面提升。未来一段时期,美国仍将在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伴随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俄罗斯发挥平衡者作用的空间进一步增大,或在中美之间扮演有倾向的战略平衡者。     

中美对非政策的冲突性与互补性

2000年以来,中国和美国对非洲的贸易、投资及援助等均不断增加.但是,中美在非洲没有寻求互补、互敬、互利的合作模式,而是互相指责对方在非洲的行为.同时,中美对非政策的差异性也日趋明显.两国在非洲的冲突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斗争和认知上的战略冲突.中美两国在非洲的存在实际上是互补、互利的,都有益于非洲的发展,双方理应加强对话,增进合作.     

试论中美关系中的价值观问题

价值观一直是中美关系中具有冲突性、矛盾性的话题,同时也由于其易与意识形态相混淆,具有高度敏感性。随着中美共同利益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不断深化,中美双边关系需要突破当前瓶颈,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共同价值观的讨论与寻求,应该成为打破中美关系发展瓶颈的重要一环。在经贸、政治、安全等传统议题之外开辟中美关系认知层面的议题,以理性辨析引导中美双边交往与合作,有助于打开中美关系新局面。     

基于义务的合作：角色理论与中美东亚安全互动

共同利益常被视为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础,但鉴于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众多,有必要把强调义务而非利益的、基于角色的合作模式作为补充的合作路径。在国际安全关系中,相关国家所应承担的角色及义务有其客观性,基于角色的合作能够为相关议题以及行为体间的合作提供一个相对客观、中性的规范指南与解决方案。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沙岛礁主权争端是东亚安全的两大挑战,中美在这两大问题上的角色互补,是两国基于角色推进良性安全互动的切入点。但出于维护地区霸权的利益考虑以及地区制约机制的缺乏,美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角色错位和义务失范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在朝核问题上逃避自己当事方的责任,本是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的第三方却试图选边站,使得东亚安全局势更加复杂,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为此,有必要彰显规则意识,强调相关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上的角色义务,最终促使美国角色回归并与中国开展良性安全互动。     

竞争性地区主义与亚洲合作的现状及未来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竞争性地区主义的兴起成为亚洲合作中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不过,竞争性地区主义对于亚洲来说并非一个新事物,而是长期孕育在本地区合作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和中美竞争的加剧,亚洲竞争性地区主义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向:以经济为出发点的合作导向逐渐让位于安全,国际制度日益成为大国权力博弈的工具,制度竞争的内容也从表面的规范之争迈向背后的理念价值之争。这种变化对中美关系发展、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亚洲合作的前景都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为了防止亚洲竞争性地区主义的发展滑向恶性竞争,包括中美在内的泛亚各国,应努力促使"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两大机制之间形成某种程度的兼容共存,避免两者成为完全对抗的国际机制,并在部分特定领域共同为亚洲各国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想与现实

由于缺乏互信、霸权心态和文化差异,美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国霸权战略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这是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重大挑战。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美国维护霸权与新兴大国中国快速上升之间的矛盾;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主张的差异;美国追求绝对安全与中国维护日益扩展的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未来中美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会进一步凸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实际上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目标诉求。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起步条件。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保持战略耐心,加强合作,管控分歧,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中美之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进而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还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