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一个国际—国内制度互动的解释

本文首先界定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各种情形: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其中,国家正向参与国际制度包括加入、遵约和非自愿违约三种情形;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包括游离、有意违约和退出三种情形.接下来提出一个解释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制度的国际一国内制度互动的理论框架,将国际结构和国内结构的相关变量设为常量.本文关注国际制度的国内分配效应及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和利益差异,认为能够获得国内政治博弈胜利的行为体集合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国家的国际制度参与选择.     

欧洲化视角下波兰银行和农业改革比较研究

中东欧国家自1990年代初以来经历的国内制度转型,同时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欧洲化和国际社会化过程,欧盟与其它国际组织在其国内制度重建与公共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以波兰中央银行和农业部门的改革为个案的比较研究,构建了中东欧国家实现欧洲化的解释模型和制度接轨的机制。     

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学习与国际权势变迁*

制度学习是制度构建的重要方式，在国际政治领域，制度学习伴随西方力量的全球扩 展几乎成为非西方国家摆脱落后的必由之路，其中部分国家通过制度学习实现了力量跃升，对国 际权势变迁产生深刻影响。制度学习并不是国际权势变迁的充分条件，而且二者的关系也不是单 向的。以制度学习作为变量介入考察国际权势变迁难以建立二者之间直接相关的关系，制度学习 国家通过制度学习并不必然将国家力量增强到足以影响国际权势变迁的程度，而且从制度学习到 制度催生出影响国际权势的力量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非国家行为体与国际安全体系转型

国际安全体系转型是指随着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安全体系的结构性特征、行为体间关系及其互动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并由冷战时代的两极体系过渡到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政治体系的过程。在体系转型期,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挑战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并推动国际安全体系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发生转型。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安全研究的新兴增长点,并为安全研究提供了范式转换和理论创新的新契机。     

新型国际合作理论:国家理性二元统一的视角

当代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和区域多边合作愈发重视,然而,不断出现的合作困境也透露出理论与现实的不适,依照旧式国际合作理论对国家理性的先验假定,国家的个体理性与工具理性似乎必然同合作发生冲突。但本文认为,国家理性需要随现实国际环境和国家互动情况进行调整,新型国际合作理论亦需要建构。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应注重集体中的公共性与相互性,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二元统一。新型国际合作理论在建构路径上,需要通过个体认知需求、调整国家理性、发起互动并建构集体认同来逐步实现,制度安排是新型国际合作理论落实的保证。     

对当前粮食安全问题的思考

世界粮食问题中的供给长期紧平衡、自然灾害肆虐、金融危机后遗症、金融炒作、粮能互动、国际粮食市场狭小且被垄断等现象已成为影响世界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未来国际粮价将长期在高位跌宕，严重威胁全球最饥饿人群的生存和发展。我国在世界粮食安全上贡献卓越，但也存在粮食增产困难、自然资源条件恶化、外资阴云笼罩及粮食储备与购销体系的缺陷等影响粮食安全的隐患。我国未来在应对粮食问题上应积极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全面审慎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的俄罗斯“东转战略”：权力格局、主导规范与制度安排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的重要对外战略。本文从国际秩序的视角出发，分析国际秩序转型对于“东转战略”的重要影响。国际秩序是一个由物质要素和观念要素共同构成的概念，其主要由权力格局、主导规范和制度安排三者组成。当前国际秩序转型表现为权力格局方面“复杂两极”的出现，主导规范转型体现为政经合一观念和新兴治理观念的兴起以及制度安排方面多元化、竞争性多边制度的出现。这些变化促使俄罗斯力图通过“东转战略”来寻求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加强与亚太国家在货币金融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强支撑“东转战略”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需要面对远东地区由权力格局转型引发的安全风险，由主导规范转型引发的能源合作变化以及由制度安排转型引发的多边合作对接等问题。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中俄可以在区域安全合作、金融和高科技合作、绿色发展对接乃至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方面开展互动，进而维护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国际秩序危机与转型态势探析

全球化、美国单极格局和制度化合作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显著特征.通过观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体系内行为体的互动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秩序的转型方向.受疫情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地区合作受阻,进一步加剧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反向联动.同时,疫情凸显美国体系领导力缺失,大国制度博弈愈演愈烈,既有体系结构的不稳定性提升,冲击现行国际秩序.整体而言,国际秩序未发生本质改变,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进一步持续、制度安排中功能性合作与新制度建立加速推进.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将在重组整合中波动前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积极推动多边主义进程和"一带一路"倡议应对国际体系无序状态的同时,以国内发展作为应对秩序转型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全球观念变迁的主要规律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全球观和外交思想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其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为研究重点,从国际身份、国际互动等角度分析其全球秩序观的变迁规律,从国际治理原则、国际制度观等四个变量研究其全球治理观的变迁规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大为划分时期的主要节点来阐述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变迁的经验内容。与此同时,作者还从党情、国情、世情相结合的角度以及国际正义观、国际制度观等方面来总结影响其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的相关因素,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全球观现在面临的三大机遇和三大挑战,认为中国共产党针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不断完善其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要坚持三大"平衡"原则,即区域秩序观与全球秩序观相平衡、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相平衡、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平衡。     

西班牙当代议会选举制度特点与影响分析

西班牙当代议会选举制度,保证了西班牙从佛朗哥时期封闭独裁的国家向成熟的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文章首先就该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和法律依据做了简要阐述.重点剖析了该制度的设计特点及其所依据的西班牙社会现实.同时根据对西班牙民主转型后具体的众议院选举情况以及政治社会现实的统计分析.论述了西班牙议会选举制度对西班牙议会政治的巨大影响,进而得出结论:西班牙议会选举制度保障了民主转型后西班牙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与发展,是西班牙成为成功的现代议会政治国家的基石.     

从观念变革到制度构建：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为全球安全提供的重大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重大观念变革。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不仅需要共同安全观念的确立，同时还需要逐步制度化，从制度层面进行有效设计和构建。现实结构论倡导权力逻辑下的构建路径，理性设计论倡导利益逻辑下的构建路径，制度话语论倡导话语逻辑下的构建路径，这些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制度构建提供了启示。本文基于“从观念变革到制度建设”的一般理论逻辑，认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制度构建路径可尝试建立在空间维度、关系维度和演进维度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可以从全球—地区的空间维度、安全—发展的关系维度、非正式—正式的演进维度出发，构建出倡议制度化的三维分析框架，实现上下联动、内外统筹、三维并举。在空间维度，要坚持联合国核心地位，加强地区层面、跨国界次区域层面制度建设；在关系维度，要统筹安全与发展，关注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并协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演进维度，要推动全面提升制度综合能力的制度建设进程。最终形成“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国际安全制度体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

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盛、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

文化已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维度。在建构主义国际政治学理论中 ,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等共有知识或集体知识。文化结构的研究包括规范、制度、认同等一系列范畴。本文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主流学派的国际政治理论为基础 ,试图阐发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的互动 ,以及与国际安全之间的构成性关系。     

碳中和目标下海湾国家气候政策探析

随着全球气候政治环境的变化，海湾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角色由“牵制者”转向“骑墙者”。在利益基础分析模型和选择性激励视角下，海湾国家气候政策演变是内生因素和外部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因其承受全球气候行动加速带来的压力、生态脆弱程度高、面临经济转型困境、国内减缓成本降低，以及提升国际形象的需要，海湾国家气候治理势在必行。为此，阿联酋、沙特、巴林和阿曼等国相继宣布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增加清洁能源开发利用，降低化石能源依赖；研发推广碳捕集技术，减少温室气体结构性排放；通过植树造林增加碳汇，补偿碳排放。海湾国家在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方面积极作为，取得了初步成效。与此同时，能源系统脱碳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环节，这将导致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使用减少，进而冲击海湾国家的地租型经济和食利契约，对其国际地位和国家治理带来挑战。海湾国家已开始为达到气候治理目标与可持续发展付出努力，但因其影响因素纷繁复杂，实现碳中和目标任重道远。     

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政策选择与制度变迁互动模式

本文以俄罗斯转型时期政策主体行为与制度变迁的双向影响为线索，对影响俄罗斯转型的制度性因素和影响制度变迁的政策原因进行了研究，试图探讨一种转型时期所特有的政策选择模型。受制度的理性选择理论启发，本文强调了既有制度框架对转型政策选择的巨大影响力，这是俄罗斯转型进入最初的非效率制度结构的重要原因；又具体分析了俄罗斯转型期政策主体的互动与博弈，这是实现制度供给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俄罗斯转型时期政策过程的分析，本文认为“旧的制度框架→政策主体的互动→政策创新→制度供给→新的制度框架形成”的循环往复是转型时期“制度-政策”的双向作用机制。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研究区域合作 促进经济转轨——读《中东欧国家区域经济合作转型》

正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年轻学者贾瑞霞撰写的《中东欧国家区域经济合作转型》~①一书是我国学者在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取得的一项新成果。该书从实践和理论层面探讨中东欧国家从经互会到欧洲联盟的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东欧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转型折射了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区域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素材。中东欧国家区域经济合作转型是对国际格局变化以及全球化的理性应对。在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背景下,中东欧国家受到的波及也从一个     

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演进趋向——基于国际制度合法性视角的解释

近年来,竞争性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现象和国家在国际制度框架中的优势竞争行为呈现兴起之势.从国际制度合法性流变的视角来看,竞争性多边主义是特定领域国际制度"去合法化"及相关行为体对制度"再合法化"分歧而导致制度参与行为分化的结果,是制度改革失效后制度体系演进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层次,国际经贸和金融领域的竞争性多边主义兴起均与各自领域制度体系的合法化困境有关.在地区层次,亚太地区小多边机制的涌现也是地区制度合法性长期缺失的结果.将对特定领域和地区制度合法性的探讨延伸到关于国际制度体系合法性的观察可知,制度体系合法性下降是秩序转型的主要诱因.竞争性多边主义不断解构着现行国际制度体系,因而成为推动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动力.当前美国主导下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美国制度霸权与制度合法性的动态演进规律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而面临"再合法化"难题,未来秩序转型的结果将取决于新兴国家的广泛崛起之势能否保持以及秩序主导国美国的霸权护持态度是否出现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