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评析

新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内容可以概括为:两大支柱、九项基本任务、三种手段和三个依托。该战略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战略哲学、扩张主义的战略谋略和实用主义的战略原则。新的战略表现出干涉主义更加明显、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和对中国发展的担心。     

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下的西周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西周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探究西周国家安全思想对于丰富国家安全学科思想内涵、完善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推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整体性、综合性的实用型学科,从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出发研究西周国家安全思想,不仅能为中国古代安全思想史研究提供补充,也有助于为国家现实安全战略的制定提供思想资源。影响西周国家安全的要素涵盖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包括地理位置、人口构成、土地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对这几方面的认识基础之上,西周形成了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政治安全思想包括“崇拜天神、祭祀祖先”,“礼以定序、乐以观和”;军事安全思想包括“以礼制戎、除恶务尽”,“统筹全局、重点部署”;社会安全思想包括“神道设教、伦常为纲”,“阴阳和谐、天下大同”。这些思想同属于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国家安全思想系统,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传承与当代战略选择

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关系国家安全、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战略性资源。粮食安全化与政治化是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鉴于此，重新发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的粮食安全思想，从粮食对国家安全、国家权力以及国家道义层次考察彼时粮食安全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生粟之国亡”，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富国以粟”，粮食是国家富强的保证；粮食关乎人心向背和国家道义。齐桓公为建立霸业实施了粮食外交与粮食战略，开创了现代粮食战争的先河。“不生粟之国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核心和根本，也是对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再发现的落脚点。基于此，当代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应立足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障国内粮食生产，积极开展粮食外交，实行粮食“走出去”战略，在全球化背景下确保实现国家粮食安全。这不仅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最重要的物质基石。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安全制度如何分化对手联盟

分化联盟是改变国家间实力对比的一种重要方式。现有研究围绕“楔子战略”这个概念系统论述了分化对手联盟的方式和机制，并提出了“奖励型楔子战略”和“强制型楔子战略”两种主要类型，两者均强调借助物质力量进行分化，可统称为“物质型楔子战略”。除此之外，由于联盟以竞争性安全理念为内核，而部分国家基于避免冲突和降低成本的考虑会在特定时期偏向合作性安全政策，因此分化国可以将差异化的合作理念作为切入点，即以“理念型楔子战略”实现对对手联盟的理念分化。理念型楔子战略旨在通过影响和改变目标国的安全理念来削弱其对联盟价值和功效的认知，从而间接促使其疏离联盟。当分化国对目标国不构成严重威胁，分化国在目标国关心的安全议题上具有较强的话语权，且目标国与部分第三方国家在该议题上持相似的政策立场时，分化国以理念型楔子战略为手段分化对手联盟。安全制度是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主要平台，分化国可以利用安全制度提出合作性安全倡议，或者提出解决目标国重视的安全问题的合作性方案，以此为目标国提供联盟之外的替代性安全手段，进而削弱联盟对目标国的战略价值并降低对手联盟的合作水平。苏联在冷战时期提出的欧安会倡议是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一次具体实践。     

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战略要求,并把“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作为总目标,这充分体现国家安全体制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家安全体制是指国家安全管理具体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是为确保国家拥有安全状态和能力提供制度支撑。国家安全职能划分、国家安全机构管理制度、国家安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权责机制和法律保障等构成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基本要素。对中国国家安全体制进行历史追溯,可以明晰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握国家安全体制发展的脉络。另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安全体制研究严重不足、国家安全职能划分模糊、国家安全机构建设乏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制约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不利于化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科学合理界定中国现阶段国家安全职能、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安全队伍等举措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有效途径。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研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活动的灵魂和纲领。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特别是国家安全法治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组织的内涵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特指由国家安全职能部门转化为囊括国家安全领导机关、国家安全职能机关和国家安全责任机关的整个安全组织体系；后者由传统安全事务范围扩大到非传统安全事务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来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排斥转变到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接纳和融合。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以及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转变。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转变安全观念，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治理主体意识；梳理安全职责，为中央国家机关履职奠定基础。     

韩国对中国在东北亚安全领域角色的认知

本文以2011年韩国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和东亚研究所针对韩国普通民众与学者进行的TwoTrack舆论调查结果为基础，分析韩国学者与普通民众对中国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中角色的认识。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民众普遍认为中国将会成为G2国家或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主导国。但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崛起怀有非常不安的情绪，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威胁韩国家利益或成为朝鲜半岛不稳定因素之一。在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韩国民众支持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但支持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能性不大。从韩国相关舆论调查结果看，中国的崛起并未获得周边国家的支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公共外交也未取得有效成果。只有使相关国家相信，中国国力的上升及其在东亚地区角色的扩大是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必由之路，中国才能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立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真正的地区主导国。     

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的几个突出问题

经济安全既是一个现实的政治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一国经济安全问题,是由不同时期社会和经济发展任务所派生出来的,并随着国内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历史时期,面临实现经济体制转变和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历史任务。与此同时,整个世界也正处于深刻的历史性变动之中。因而,首先必须结合国际政治经济中显现出来的各种趋向,来认识中国经济安全所面临的挑战。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思想探源

俄联邦国家安全思想是冷战后俄联邦关于运用现有的资源和潜力,抵御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生态、信息等领域的内外威胁,保障个人、社会和国家安全问题的总的观点和理论.俄联邦国家安全思想是对俄传统安全思想的继承和完善.本文通过对以俄联邦国家安全政策为载体的俄联邦国家安全思想的历史透视,剖析了俄传统安全思想中三大重要理论--地缘政治论、军事实力论、集体安全思想对当今俄内外政策的影响,同时对这三大因素在俄罗斯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客观评价.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解放的政治与世界安全 ——肯?布斯的批判安全研究探析

冷战后,国际安全研究呈现出深化和拓展的发展趋势。批判安全研究从批判理论发展而来并且迎合了深化安全和拓展安全的发展潮流。批判理论不仅与安全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后者重要的思想渊源。此外,批判理论和国际关系激进理论共同促使安全研究者对安全对象和安全领域进行探讨。肯·布斯正是批判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批判安全经历了由人的安全到世界安全的发展历程。具体表现为,他探讨了解放与安全的关系,批判了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质疑了安全概念;在此基础上,以人的安全来重新概念化安全,并且提出建立人类共同体来达到世界安全。其中,他对安全的深化和拓展是以剖析安全背后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在批判安全研究的阵营中颇为独树一帜。他提出用解放的政治来建立人类共同体,一方面迎合了深化安全和拓展安全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又标志着由人的安全发展到世界安全在实践层面的进步。所以,他的批判安全研究经历了人的安全到世界安全两个阶段的发展;他的思想既具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层面的发展。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The Difficulties of Common Security: On the Need for Value Consensus as a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 common security, which relies heavily on basic consensus on security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among nations. How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 th century, such a consensus or value basis has become very “thin” as a result of the following four factors: the inception of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 along with its cultural diversity; the great change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arenas;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and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superpowers and their antagonistic ideologies. Within strategic culture, there is juxtaposition between confrontational culture and cooperative culture. In security concepts, people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national, international or global security. In terms of security strategies, there exist several competing models such as hegemonic stability, balance of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The primary aim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main: avoiding major wars,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safeguard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nations. There are two new challenges: promoting global economic justice to avoid any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caused by an imbalanc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various non-conventional security issues affecting human life on a global scale. In an era of security interdepende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make joint efforts to rebuild the consensus on security in light of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comm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o practice a tru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o a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security dilemmas inflicted by each nation’s reliance on its own self-help and competing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理论辨析

日本是对经济安全问题研究比较早的国家之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安全保障理论。在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理论中,关于什么是经济安全保障以及经济安全保障与军事安全保障、综合安全保障、人类安全保障的关系等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对此要进行综合地辨析,才能真正理解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理论,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日本安全保障政策。     

族性安全的概念、理论与范式

族性是族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形成族类群体认同的纽带。族性认同是族类群体形成认知和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凭借动员的环节,族性及族性认同被带入政治场域,参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并因循不同的政治行动呈现出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族类群体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交织和震荡联动,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影响。当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超出有序范围,以暴力、骚乱、恐怖行动、屠杀、清洗、武装冲突和分裂运动等形式出现时,便给相关群体带来恐惧与伤害,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失序与动荡,甚至会危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国际的政治关系与秩序。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族性转化为安全议题需要以认同为基础、以动员为条件、以信念为支持,并在一定的族际结构中发生,因而需要族性认同、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离散政治等理论的诠释。族性安全的研究范式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     

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思考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