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十年回眸

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了根本遵循,标志着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进入新时代。2024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之际,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为先导、加快国家安全学及其学科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本土化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探究的新格局。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日益清晰明确,国家安全学理论本土化进一步彰显,国家安全学理论构建日趋完善,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稳步推进。虽然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存在一些短板,但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前所未有,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所作为,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为此,中国学界需要做“深”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拓展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厚度和深度;做“专”领域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强化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做“强”工具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凸显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实效性。     

国家安全学是国家安全科学与国家安全哲学的统一

"国家安全学"既是一门学科的名称,也是一类学科的总称。作为一门学科,"国家安全学"是国家安全科学与国家安全哲学的统一;作为一类学科,"国家安全学"既包括多门国家安全科学,也至少包括一门国家安全哲学,其实也是国家安全科学与国家安全哲学的统一。就像系统思维应当成为当代国家安全科学的重要方法一样,民主理念应当成为当代国家安全哲学的最高原则。只有把科学与人性、系统思维与民主理念有机统一到国家安全学基本原理之中,确立一种系统的民主安全观,才能使国家安全理论对国家安全实务起到积极的服务和指导作用。     

国家安全：问题、逻辑及其学科建设

国家安全概念和国家安全问题的提出为国家安全理论和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凡是对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和其他重大利益的安全状态和维护这种安全状态的安全能力造成危险和威胁,并被列为国家安全议程的问题就是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具有两个内在逻辑:客观性和主观性并存,它既是客观的存在,也是主观感受的结果;国家安全问题不是源生的而是衍生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内在逻辑使国家安全学学科具有独特的"横切延伸性"特点,正是这种"横切延伸性"使国家安全学学科成为一门具有典型兼容性、应用性、跨学科、交叉性的新兴独立学科。它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信息、生态、太空和气象等学科密切相关。作为一级学科的国家安全学,其二级学科方向应设定为国家安全学理论、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国家安全法治、国家安全管理、国家安全情报研究与实践以及国家安全网络空间技术。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其路径是国家顶层设计、政策引导、试点先行、有序展开。     

复杂性时代的国家安全学新范式：构建国家安全复杂学

在当今复杂性时代，国家安全学研究与实践亟待复杂性科学助力。国家安全复杂学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安全学范式，开展国家安全复杂学的创建研究意义重大。其立足学科建设高度，从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论三方面出发，论证国家安全复杂学的创建依据，即国家安全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讨论国家安全复杂学的七个学科基本问题，即学科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学科定义、学科属性、学科功能、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从认识论角度看，国家安全的本质是复杂巨系统安全；从方法论角度看，国家安全学方法论的内在要求是复杂性范式；从实践论角度看，国家安全实践的现实路径是复杂系统工程。国家安全复杂学是国家安全学与复杂性科学交叉领域势在必建的国家安全学的分支学科。国家安全复杂学的创建依据与学科基本问题厘定，为国家安全复杂学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整体性框架。从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角度看，国家安全复杂学的创建有助于促进国家安全学与复杂性科学的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     

广义安全论视域下国家安全学“再定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必须跳出传统安全思维藩篱,用“广义安全”思维统筹国家安全学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安全是一种呈现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广义安全论所要凸显的是体现中国智慧的“和合主义”价值内涵。时代观的转变、安全理论的扩展与深化、安全研究制度化等形成的“大安全”格局是国家安全学的“大语境”;国家安全不仅要关注安全技术、安全事件、安全威胁和安全危机,也要关注安全价值、安全结构、安全趋势和安全方略。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总理念”。“人民性”“系统性”“开放性”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理论特色,为国家安全学再定位构筑了全方位的价值坐标。“杂合学科”的逻辑定位,国家安全学三种理论形态的建构,“关系性实在”的本体论反思,“领域延展性”与“学科反包性”取向的揭示,以及“亦”字型高级国家安全人才培养目标与途径探究,均体现了国家安全学的“广交叉”特征。“大语境”“总理念”“广交叉”三个维度设定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再定位”需要遵循的新坐标。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框架构建研究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的构建是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的支撑,国家安全学学科就犹如沙滩上的知识大厦,毫无根基可言。深刻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内涵,以国家安全问题为导向,遵循“问题→过程→结果”框架构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可使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认知、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能力、国家安全行为、国家安全极限等内容形成严密的逻辑整体。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以国家安全问题为逻辑起点和主线,国家安全问题构成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的“过程”和实现国家安全的“结果”的前提和保障。在“过程”中,国家安全问题通过国家安全认知、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能力、国家安全行为等要素的组合及其应用,得到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极限作为国家安全目标实现的“结果”,意味着国家安全是一种相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追求绝对安全必然导致安全困境,最终无法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追求共同安全是国家安全极限应有之义。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遵循“问题→过程→结果”框架来构建其理论范式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共同努力,不断深化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     

国家安全学视域下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议题网络建构的初步尝试

国家安全学的创建为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提供了整合与成长的契机。人工智能技术并非基于安全目的而诞生，却因其核心功能可以与既有安全体系内的诸多环节建立深度链接，从而获得了内在的安全属性。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学存在深度耦合关系，国家安全学研究框架能够为人工智能安全议题网络的建构提供基础条件。人工智能本身蕴含的“双重时空意义”与国家安全学框架内特点各异的安全领域形成复杂互动，能够在学科框架中建立以“中心—外围”结构为基本特征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议题网络。国家安全研究的六个领域同时兼容人工智能的双重身份：在研究视角更加宏观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领域，人工智能将以系统性要素的身份创建广泛的新议题，并成为网络的中心节点；在安全内涵相对具体的网络安全、核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人工智能则成为重要的赋能主体，塑造了网络的半中心区域。其余十个国家安全领域与人工智能的链接相对松散，人工智能分别以博弈客体、功能性要素和技术性要素的身份发挥次要作用，从而构成议题网络的外围区域。议题网络的创建有助于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迈入学科化的发展轨道。     

国家安全学中的国门安全研究

国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是指口岸管理中的进出境口岸。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口岸日益成为各国人员、货物(物品)和交通工具进出境的唯一合法通道,口岸的主权性、开放性、国际性和国门安全风险源的多样性共同导致了国门安全风险的流动性、跨境性、复杂性和外溢性。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口岸管理是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途径。然而,在目前的国家安全学研究中,国门安全仍是一个尚未引起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当下的国门安全研究滞后于进出境监管实践的发展,在响应国家安全战略方面存在不足。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国家安全内涵的拓宽、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和进出境监管实践的发展,国家安全学必须不断拓展新的学科方向和研究议题。国家安全学研究不能仅仅关注单个领域的国门安全问题,而必须基于国家安全的空间场域来凝练国门安全的研究议题,并使国家安全学研究朝着巩固研究领域、促进学科构建的方向发展。植根于维护国门安全的现实需求和完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理论需要的国门安全学,应当成为国家安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路径探析

近年来，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问题成了学界探讨的热点。这既源于相关学者对国家安全理论长期不懈的构建，也源于教育主管部门对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政策支持。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充分借鉴新兴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在体系聚合、制度构建以及内涵建设三个方面着力。长期以来，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体系聚合层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核心理论，也通过“他向培育”对分支学科进行了构建。在制度构建层面，学科制度精神以及制度结构都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相关学者也对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内涵进行了充分论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既要不断完善国家安全学的核心理论，也要合理构建分支学科；既要加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制度精神构建，也要在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计划制定、核心期刊打造以及争取基金项目支持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建设；同时，更需要不断加强内涵建设，对学科逻辑起点、学科文化以及国家安全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定位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国家安全学：生成逻辑、体系创新与未来展望

国家安全学的设立既是呼应新时代发展课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安全总体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时代赋予国家安全学现实土壤,战略赋予学科建设内在动力,交叉是学科产生的关键内核,作为战略性新兴学科的国家安全学在时代与战略的共鸣下应运而生。国家安全学在总体思维和交叉思维的指导下,在学科体系建设上提高站位、科学错位;在学术体系建设上立足国情、注重内涵;在话语体系建设上言之有理、言之有道,不断探索国家安全学的体系创新,逐渐发展出一条中国国家安全学建设的独特路径。面向未来,需要牢牢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探索学科基础研究范式为主线,立足学科自身的交叉属性、战略属性和政治属性,推动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学术共同体建设,促进学科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

现代以色列国在中东政治格局中奉行极为独特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政策,尤其对国家安全有着十分强烈的追求,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进入后冷战时代,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内外部一系列因素的挑战,在此情形之下,以色列政府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建立起一整套维护国家安全的运作机制与法律体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其职能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200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其重要的转折点。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职能发展,在完善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增强国家安全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强化反恐怖主义与危机状态的管理和控制、推动国际安全事务的对话与合作等方面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但这个机构在以色列应对地区冲突与纠纷、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成效显著。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国家安全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经验教训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On Value Security and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determines the universality of values and its particularity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and plurality of values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nt of security problems among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In a narrow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value concepts of a state, region, or a nation, social class are not under threat from the external adversaries, which is called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In a broad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ystem of realistic value security and that of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National value security encompasses both value security in a nation-state and security of national values, in which the former is featured by the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a prevailing value in a nation-state, and the latter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al value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issue of value system is a meta-theoretical one and the security of conceptual value system is part of cultural security, value security holds a core position in cultural security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dditionally, value security embodies the security of value pursuits and value criteria in different spheres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refore,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and flexible support to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Non-Traditional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put forwar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ith “mutual trust, mutual benefit, equality, and coordination” at its core, dealt mainly with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pproaches and measures in external security. However, it did not touch upon internal security or other traditional 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a broader sense. Therefore it is a low form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outlook and a low form of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When reviewing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besides exter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ina has stuck to a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In comparison, taking “the people’s security as its aim,”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ONSO) embodies non-traditional thinking an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t is, therefore, an advanced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Though incorporating rich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the ONSO deals with various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as well. The ONSO is non-traditional in that it handles and highlights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t is holistic because it pays dual attention to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t is advanced as it incorporates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by means of non-traditional thinking.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深度伪造与国家安全: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

深度伪造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自2017年第一个深度伪造的作品出现,深度伪造正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散。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有心者制作各种深度伪造作品的门槛大大降低,导致互联网和各种社交媒体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深度伪造作品。深度伪造技术既有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正面功能,也有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与挑战的负面作用。它不仅给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让国际社会本就存在的“信任赤字”更为恶化,而且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民安全等领域制造了更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国际经济犯罪团伙利用深度伪造对中国企业和民众进行诈骗活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频频利用深度伪造的作品,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国际上的各种势力更是利用深度伪造争取中国的民意,造成部分民众认知的错乱;等等。要治理深度伪造所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就要在总体国家安全架构下完善针对深度伪造的综合治理体系,同时倡导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理念,与国际社会共同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国家安全新需求与军事理论创新

军事发展需要先进的军事理论作为引领和指导。具有穿透力和前瞻性的军事理论研究，不仅必须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同时还必须关注国际安全背景的演变及其带来的限制条件的变化，把握重大问题发展演变的内在线索和逻辑，并形成系统性和可验证的知识体系。只有国家现代化才有军事学术的现代化，而学术现代化又反过来助推国家战略能力的提升。新时代国家安全需求为军事理论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加上中华文明丰厚的战略思想遗产可资借鉴，今天的军事理论创新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在新军事革命浪潮中，理论研究不能迷失方向，要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架起有益的桥梁，这样才能跟踪战争形态演变，理解战争制胜机理，准确把握当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出具有指向性、系统性的军事思想，也才能使军事斗争准备真正反映当代战争的本质要求。战略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要素。历史发展证明，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已经行不通，中国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权力争霸的和平发展道路，对军事能力建设及其运用提出了相应的更高要求，也需要军事实践和理论的强有力支撑，并必然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