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恐怖主义的威胁评估及其治理——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为例

跨境恐怖主义是影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机制化建设的一个关键因素。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可以被借鉴地运用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跨境恐怖主义威胁评估中。通过考察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跨境恐怖主义的活动强度,可以发现中缅边境的跨境恐怖主义风险相对较低,孟印边境的跨境恐怖主义风险很高,缅孟、印缅边境的跨境恐怖主义风险则处于中等状态。以双边合作为基础,尽快建立和完善多方参与的安全合作机制,特别是加快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成果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区域落地生根,将有助于本区域跨境恐怖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     

论印缅关系中的跨境反政府武装问题

印度和缅甸边境地区反政府武装是因英殖民统治和两国分别独立而产生的遗留问题。这些叛乱武装与境外组织勾结串联,跨境开辟营地,走私军火,从事针对当局的各种破坏活动,严重影响了印缅边境的和平与安定,削弱了印缅双边关系的互信基础。印度和缅甸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边境局势稳定的大局出发,联手对跨境反政府武装实施清剿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既保障了两国边界地区的基本安宁,又促成了双边军事合作的有序开展。     

缅甸政治改革以来印度与缅甸关系的进展与趋势

缅甸政治转型、经济改革与对外战略调整为印度发展与缅甸关系带来新机遇。以两国高层互访为契机,双边在经贸、安全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日益深化。双边经贸快速增长,边境贸易逐步提升,投资关系有所发展。出于建立互惠型防务合作机制的愿望,两国军事交往日益频繁,军事交流与合作机制化路线日益清晰,海上安全合作成为两国安全合作的新要素。印度为扩大对缅甸影响力,在硬件设施和软性能力建设上加大了对缅援助力度。加强在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框架内的沟通与合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与跨境安全治理

跨境安全问题是影响中国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5个下湄公河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关系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水平能否冲破瓶颈的重要条件。现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湄公河委员会等多边机制对于跨境安全问题捉襟见肘、应对不力。2015年11月中国提出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其合作内容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3个重点领域。因此,该机制的建立为解决次区域内跨界安全问题、深化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中国展现其国际秩序建设能力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本文先就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下跨境安全治理的相关概念、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接着探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内的跨境安全问题、根源与影响,最后指出通过夯实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的互信基础,构建跨境安全治理的合作平台,发挥中国在跨境安全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发挥次国家政府的能动作用,处理好与域外国家和其他合作机制的竞合关系,开展跨境安全治理的早期收获等路径来发挥澜沧江—湄公河机制的跨境安全治理作用,有效应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跨境安全问题。     

“一带一路”在缅甸的进展、前景和挑战

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和10月出访中亚国家及东南亚国家时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缅甸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和角色突出。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始,缅甸的态度和反应就非常积极,中缅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五通"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诸多进展。展望未来,两国的合作依托"中缅经济走廊"将会更加深入和广泛。同时,也要正视缅甸内部冲突产生的外溢效应,以及缅甸极端资源民族主义和极端环境民族主义等因素对中缅合作产生的不利影响。     

“合作安全”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

"合作安全"作为冷战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实践中一种最重要的安全机制,它是西方"共同安全"观和本区域"综合安全"观融合的产物。"东盟方式"是其运行的基本程序。在实际运行中,它表现出明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领域的互动;东南亚国家、东盟、"自然经济区"等市场组织和"第二轨道"等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外部的区域间组织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一种多领域和多元行为主体的综合性特征。     

缅甸华侨华人与缅甸社会与文化的融合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通商通婚,建立了传统的胞波友谊。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使两国的传统友谊。旅缅华侨华人为中缅友谊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本文将从缅甸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华侨华人在政治上与缅甸民族的融合、华侨华人在经济上与缅甸社会的融合、华侨华人在文化上与缅甸文化的融合、华侨华人社会的未来展望等五个方面进行一些分析与探讨。一、缅华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始于交通,中缅交通始于腾冲的蜀身毒道的开通。蜀身毒…     

中缅关系70年:"胞波"关系的新陈代谢

2020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缅甸前发表了题为《续写千年胞波情谊的崭新篇章》的文章。中缅建交70年来,两国胞波关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冷战时期,两国从最初的疑惧、冷淡到胞波关系的确立,和平与安全成为中缅关系的共同利益点。冷战结束后,中缅胞波关系的内涵扩展到政治、经贸、援助和安全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21世纪初,缅甸成为中国青睐的重点投资对象和能源通道,给中缅胞波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里,两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将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中缅命运共同体,中缅胞波友谊进入了新时代。中缅胞波关系的新陈代谢是两国共同利益基础不断扩展的结果。     

缅甸:2017年回顾与2018年展望

2017年,缅甸政府致力于完善国内的各项制度,加强反腐工作,推动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缅甸政府还积极同民族武装组织展开对话,举行第2届21世纪彬龙会议,致力于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与民族和解.但缅北和平进程仍然缓慢,罗兴亚人问题使缅甸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压力.中缅两国对中缅“人字型”经济走廊建设持积极态度,为两国友好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解放的政治与世界安全 ——肯?布斯的批判安全研究探析

冷战后,国际安全研究呈现出深化和拓展的发展趋势。批判安全研究从批判理论发展而来并且迎合了深化安全和拓展安全的发展潮流。批判理论不仅与安全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后者重要的思想渊源。此外,批判理论和国际关系激进理论共同促使安全研究者对安全对象和安全领域进行探讨。肯·布斯正是批判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批判安全经历了由人的安全到世界安全的发展历程。具体表现为,他探讨了解放与安全的关系,批判了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质疑了安全概念;在此基础上,以人的安全来重新概念化安全,并且提出建立人类共同体来达到世界安全。其中,他对安全的深化和拓展是以剖析安全背后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在批判安全研究的阵营中颇为独树一帜。他提出用解放的政治来建立人类共同体,一方面迎合了深化安全和拓展安全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又标志着由人的安全发展到世界安全在实践层面的进步。所以,他的批判安全研究经历了人的安全到世界安全两个阶段的发展;他的思想既具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层面的发展。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The Difficulties of Common Security: On the Need for Value Consensus as a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 common security, which relies heavily on basic consensus on security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among nations. How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 th century, such a consensus or value basis has become very “thin” as a result of the following four factors: the inception of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 along with its cultural diversity; the great change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arenas;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and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superpowers and their antagonistic ideologies. Within strategic culture, there is juxtaposition between confrontational culture and cooperative culture. In security concepts, people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national, international or global security. In terms of security strategies, there exist several competing models such as hegemonic stability, balance of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The primary aim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main: avoiding major wars,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safeguard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nations. There are two new challenges: promoting global economic justice to avoid any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caused by an imbalanc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various non-conventional security issues affecting human life on a global scale. In an era of security interdepende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make joint efforts to rebuild the consensus on security in light of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comm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o practice a tru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o a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security dilemmas inflicted by each nation’s reliance on its own self-help and competing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理论辨析

日本是对经济安全问题研究比较早的国家之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安全保障理论。在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理论中,关于什么是经济安全保障以及经济安全保障与军事安全保障、综合安全保障、人类安全保障的关系等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对此要进行综合地辨析,才能真正理解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理论,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日本安全保障政策。     

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战略要求,并把“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作为总目标,这充分体现国家安全体制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家安全体制是指国家安全管理具体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是为确保国家拥有安全状态和能力提供制度支撑。国家安全职能划分、国家安全机构管理制度、国家安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权责机制和法律保障等构成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基本要素。对中国国家安全体制进行历史追溯,可以明晰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握国家安全体制发展的脉络。另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安全体制研究严重不足、国家安全职能划分模糊、国家安全机构建设乏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制约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不利于化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科学合理界定中国现阶段国家安全职能、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安全队伍等举措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有效途径。     

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述论

尽管先秦时期没有出现“国家安全”这样的术语，但是随着中国早期国家结构与天下秩序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也已经初具雏形。政治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正名奉法，殊途同归；以内驭外，召远修近。经济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富民利民，恒产安国；重农抑商，务本利国；开源节流，裕民足国。军事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重视国防，强化军备；用兵有道，谋略制胜；文武结合，法纪强军。社会安全思想可以概括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敦行教化，家国和谐；储粮备荒，稳定社会。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基本特点大致可概括为天人合一，敬天重民；内外兼备，家国并重；以德为尊，以和为贵；战争如疾，谋略至上。先秦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来国家安全思想的基调，其中有不少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族性安全的概念、理论与范式

族性是族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形成族类群体认同的纽带。族性认同是族类群体形成认知和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凭借动员的环节,族性及族性认同被带入政治场域,参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并因循不同的政治行动呈现出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族类群体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交织和震荡联动,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影响。当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超出有序范围,以暴力、骚乱、恐怖行动、屠杀、清洗、武装冲突和分裂运动等形式出现时,便给相关群体带来恐惧与伤害,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失序与动荡,甚至会危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国际的政治关系与秩序。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族性转化为安全议题需要以认同为基础、以动员为条件、以信念为支持,并在一定的族际结构中发生,因而需要族性认同、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离散政治等理论的诠释。族性安全的研究范式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