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展望(下)

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展望（下）汤维建值得讨论的是，民事诉讼中的这两大模式孰优孰劣？美国比较法学者约翰·梅利曼认为二者之间不宜抽象地论高低。他说：“哪一个更好些？一般来说，这是大体上愚蠢的问题，正如问法语是否比英语优越一样笨拙。法律根植于文化之中，...     

论中国特色的司法拍卖制度

2012年2月8日,全国法院深化司法拍卖改革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部署司法拍卖改革工作任务,着力构建符合司法规律、切合工作实际、体现公平公正的司法拍卖工作机制。由此,新一轮司法拍卖制度改革拉开大幕。民事司法,难在民事执行;民事执行,难在司法拍卖。这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反映较为强烈的司法改革难题,也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难题之一。为此,学术界进行了诸多研究与探索,而各地法院也在实践中摸索,一些地方法院先行先试,摸索出了一些颇具成效的司法拍卖工作方法。例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引入第三方重庆市联合产权交易所,所有司法拍卖在网上进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浙江省高院率先在全国法院下调司法拍卖的佣金,大大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成效明显;江苏省高院在司法拍卖机构的选择上引入竞争机制,最大限度挤压拍卖机构与竞买人串通的空间,又降低了司法拍卖的佣金。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为下一步司法拍卖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任何制度的完善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司法拍卖这样一个集中了解决民事执行难问题的诸多期待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并以此继续指导实践中的探索,是十分必要...     

论民事申请再审诉权保障与司法既判力的价值衡平

民事申请再审程序的设计关涉当事人再审诉权的保障与司法既判力维护的矛盾。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着重规定了当事人中请再审的程序运作,但再审程序的设计还应充分考虑对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以合理维护司法既判力。在二者价值衡平的前提下,应当对申请再审程序的各阶段作出合理划分,申请再审的阶段不同,二者衡平的视角和重点亦不同。     

民行检察监督的发展规律北大核心

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迅猛,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发展规律。个人认为,这些规律可以描述如下：     

关於海峡两岸商签民商事司法互助协议的探究

胡锦涛总书记在对台讲话中多次提出：“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寄希望於台湾人民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对台工作中去,理解、信赖、关心台湾同胞,体察他们的意愿,了解他们的诉求,为他们排忧解难,满腔热情为台湾同胞多办好事、多办实事,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随着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     

挑战与应对: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新发展

民行检察监督制度获得强力推进的基本依据便是司法实践中不断增长的监督诉求,监督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内含于监督中的观念性因素也在此过程中悄然转变,监督理念的现代化更新为监督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泉源基础。目前所需着力实现的制度转轨集中表现在从有限监督到全面监督、从实体监督到程序监督以及从诉讼监督到社会监督等三大转向之上,由此呈现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新发展的完整风貌。     

刑民交叉案件中的财产保全

刑民交叉案件是因同一行为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案件。犯罪行为一般都会造成特定受害人一定的财产损失,而因刑事犯罪所造成损失的受害人要获得赔偿非常困难.实践中刑事被害人获得相当赔偿的比例非常低。财产保全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前或诉讼过程中,根     

论民事诉讼中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上）

作为宪法所确立的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应当担负客观义务;也正因如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方具有诉讼地位上的超脱性和独立性.客观义务是诚信义务、全面义务、效率义务和协同义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检察官负担客观义务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正义是其制度性诉求.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对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做出明确规定.     

民事证据法典化的价值确证与难题解析

一、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目前所存在的缺陷解析 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目前存在的缺陷可以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加以认识。从形式上看,我国民事证据制度与刑事证据制度、行政证据制度一样,存在着极度简略、内容粗放的缺陷。我国三大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制度条款总计仅36条,《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条款为12条。即便这些条款,也有相当多的重复,同时也存在形式主义的问题,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的证据制度基本上就宣布了两大口号式的内容：一是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事实的判定要依据证据;二是事实的最终判断,     

我国民事证据立法的模式选择

中国的证据立法是一个已经启动而必须圆满完成的法制建设工程,但问题是,我国的证据立法模式应当如何择定？是走大陆法的抽象理性之路,还是走英美法的具体理性之路？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走一条融贯、混合之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证据立法的内容与证据立法的重心选择,关系到诉讼模式的选择与定位,关系到法官自由裁量余地的广与窄。　　其实,这个问题即便在有较长单独证据立法历史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是始终有争论的。争论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以边沁、凯布雷尼为代表的自由证明理论,一是以斯蒂芬、撒耶、威格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