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安全视角下政府供给范式的服务转型

人民安全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从人的安全视角来看，人民安全是政治市场中的公共产品。就需求侧而言，呈现为生存、生活与自由三个基本需求维度；就供给侧而言，包括作为一种政府范式的制度供给和作为公共产品的具体服务供给两个层次，且制度范式的变化为产品供给的变化提供方向、保障与路径。根据安全供给框架中政策支持与资源汲取程度的不同排列组合，可将其分为主导型、无为型、掠夺型和服务型四种政府供给范式，并呈现出各自的供给效率与序列偏好。其中，掠夺型与主导型政府基于对政治安全的价值考虑，对治理能力、安全状态与公众感知三者关系的理解存在特定偏好，在安全治理体系中倾向于构建“能力＞状态＞感受”的供给秩序。在此情境下，人民安全供给的前置条件是政治安全的保障。在服务型政府的行动逻辑下，人民安全不再内嵌于政治安全之中，而是成为政治安全的逻辑起点与本体内容。人民安全需求的有效满足有赖于政府行为偏好“由掠夺向主导再至服务”的范式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意味着人民安全的供给主体、供给策略与供给方式的结构化转型。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近年来,我国不但在整体上"初步构建了国家安全体系主体框架",而且在理论、制度、战略、法治等方面也已初步形成相应体系,但要将"国家安全体系主体框架"推进到更加完善的"国家安全体系",最终建成一个科学完善的国家安全体系,还需要国家安全研究者和实践者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扎扎实实地研究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每一个要素、每一个因素、每一项措施、每一种活动、每一个概念、每一种观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细节。只有这样深入细致地研究下去,才能使国家安全体系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完善。     

规范·调适·整合:中国“巧实力”的构建

"巧实力"是继"软实力"之后,又一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外交政策的热点议题。中国的"巧实力"构建路径需从三方面进行探索:首先需要规范概念和定义分界,框定学术和实践的范围;其次需要准确灵活的环境调适,在不断变动的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意识形态环境中寻找到自身的定位;最后需要从组织机制和文化价值的双重维度进行整合。     

论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政府单独治理模式具有政府规模膨胀、政企不分、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非政府组织发展滞后和抑制公民精神成长等弊端。为此，共治模式是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要想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国有企业的功能；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增强社会治理过程中公民的主体性。     

行走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中国法治进路的基本特点与态度

中国的司法改革究竟是一种司法的生长过程还是一种工具的完善过程?这是一个始终困扰中国法学的问题。本文力图通过研究中国司法改革在各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来揭示中国司法改革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发展规律。中国的司法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始终无法摆脱工具适应性调整的属性,相对而言它的自觉性则可能是一种预料之外的副产品,带来的观念上的突破与司法功能设定中的工具属性构成了中国司法改革中持续的紧张。为了缓和这种紧张,一种言行不一的实用主义态度就成为了当下中国司法的合理选择。     

中国司法增长的特点与基本模式

中国司法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它被动性、无计划性和不同步性的增长特点。政治对司法的控制模式决定了后者增长的基本模式主要表现为：党组中心下权力的双轨制增长与司法权力的“翻译”式增长。这种增长的实质是国家治理的范式转移与路径转向所带来的话语转换。传统政治话语体系在中央-地方利益分化情境之下的失范，促使国家更为倚重规范性的司法话语，这种倚重直接体现为国家对于司法权的强化控制，而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与逐渐畸变为地方控制模式的传统国家控制模式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恰恰正是这种紧张的关系，为中国司法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公共行政改革——以“Q书记现象”为例

“Q书记现象”是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与公共行政过程中一个极富价值的研究课题.基于交易成本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Q书记推行制度变革的社会成本远比经济成本更为复杂,应当基于施政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契约”来推演公共行政改革的优劣.各方需要从改革者的长期实践判定公共行政改革的最终实效以及施政者的政治人格与声誉,应当给予改革者足够的施政时空和宽容心态.     

美国智库对中外能源关系的认识

近年来,随着中国发展对于能源需求的增加,同时由于中国能源问题的影响力的增强,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智库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关系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近年来,美国智库关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中美能源摩擦；第二,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第三,中国与世界其他能源富集区的关系.围绕上述方面,智库主要评论了中国围绕能源问题展开的行为影响、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及其方式,针对这些问题,智库也提出了诸多建议.     

新中国初期陶行知批判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初期,在武训批判运动中出现了对陶行知的批判.陶行知批判经历了萌芽、开始和高潮几个阶段.在陶行知批判的萌芽阶段,仅仅是在武训批判中提及陶行知.在开始阶段,为了深化武训批判,批判者开始深挖陶行知在武训问题上的“错误”及其影响.在武训批判进入尾声阶段,陶行知批判走向高潮,批判者们集中批判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对陶行知的批判是由武训批判而偶然牵连出来的,但是其偶然背后存在历史的必然,这场批判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深远的.     

新加坡的制度反腐经验

新加坡反贪腐斗争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主要包括:领导人有清除腐败的诚意和决心, 并推行廉政立 国的发展战略;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和精英治国战略, 给予政府官员以很高的薪水待遇, 以减少他们从事贪腐的动 机;切实有效地推进国家廉政立法和依法治贪工作, 将廉政要求有效寓于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中, 在制度建设和制 度创新中精心编织反腐治腐的监控机制;建立高效精干、权威有力的专业化的反贪腐机构, 对反贪腐工作常抓不 懈、持之以恒;政治领导人以非凡的决心和魄力大力支持反贪腐机构的工作, 并将其纳入法制化运作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