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41年《新华日报》对新四军抗战形象的塑造

全面抗战初期,坚持在华中敌后作战的新四军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敌后各方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日、伪和国民党等极力制造各种谣言攻讦、诬蔑新四军,以损害新四军在全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是党在国统区的“发声筒”。皖南事变以前,《新华日报》从政治、军事、文化和国际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客观真实的报道,树立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积极抗战的正面形象,促进了民众对新四军的认识与了解,增进了国内外对新四军的援助与支持。     

夏日一瞥“亨廷顿”

“洛杉矶竟然有如此高尚的文化去处?”初听张军律师介绍“亨廷顿图书馆”,我立即浮现类似的疑问,须知,洛杉矶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个“大农村”,大海般一望无际的别墅,似乎洛杉矶人除了别墅,就知道别墅,而亨廷顿图书馆,除了收藏60多万册珍稀图书,还珍藏数百万份学者真迹手稿,与“别墅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唐诗中的音乐美

诗人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将难以触摸又变幻无穷的音乐声,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再现出来,让人赞叹诗歌与音乐是两种文艺类型,看似毫不相关但又密不可分,尤其在唐代。在唐代,经济的发展繁荣带动了文化生活的空前活跃,尤其在音乐领域,更是取得了巨大成就。     

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

本文从泰国文学入手,通过不同时期泰国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华人及中国形象,探讨泰国华人群体的“中国性”问题.泰国政府对华人“中国性”的态度经历了从前现代时期的漠视,到民族主义时期视其为“泰国性”的竞争性“他者”,再到冷战时期视其为意识形态的威胁,及至崇尚多元化的当代全球化时代,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其泰然视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人身上的“中国性”也在不断嬗变,从最初区隔于主体社会之外,到对抗同化,再到逐渐形成双重认同,最终融入泰国社会,成为社会主体人群,并形成了“华泰杂糅”的新华人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泰华性”.它既有别于传统泰民族主义的狭义的“泰国性”,也不同于基于中国本位的“中国性”,实际上是当代新“泰国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些招人喜欢和惹人厌的心理特征

上一期,我们探讨了面试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面试是一个有明确目标诉求的场合,求职者自然希望给面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笔者在以前听过这么一句话: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终于人品。这句话直接地概括说明了外在形象的重要性,但也说明了心理特征,特别是人格特征的重要性。心理学家罗森伯格于1968年通过研究发现,人们会在交往过程中根据交往对象的能力特征(主要表现为智力特征)和人格特征(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特征)来对交往对象进行归类。     

新时期党校(行政学院)读者资源建设研究

读者资源蕴含着知识能力、社会关系、协同合作等因素,是图书馆取之不尽的发展资源。新时期党校图书馆呈现"专家型、外延型、忠诚型"三类读者资源的类型和特点。作为思政文化建设主体的党校图书馆要获得既有广度也有深度的资源,光靠挖掘图书馆自身内部资源是不够的,应充分挖掘党校读者资源的独特性和功效性,积极开发调动读者资源,扩大图书馆资源视角,将读者资源建设真正纳入到党校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发展中。     

战“疫”:制度保障与人民力量

“己亥末,庚子春,荆楚大疫,染者数万,众惶恐,举国防,皆闭户,街无车舟,万巷空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经过各方努力,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防控工作开展越趋有序,防控措施推进越趋迅速,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疫情防控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保障与人民力量的优势并存。此次,我们将围绕治理能力、公民素质、社会心态、舆情引导、依法防控、应急管理、干部形象七个关键词,深刻剖析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优势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