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法家的政治观、道德观及其现代价值——《管子》探微

齐法家是战国时期活跃于齐地的一些继承和发展管仲思想而又奉行法治主张的那部分学者的总称。通过《管子》一书,可以看出,在政治方面,齐法家提出了“制国以为二十一乡”的社会编制思想等治国主张;在道德教育方面,齐法家吸取了春秋时期管仲的思想,既重视道德建设的经济基础问题,也主张把“礼”、“义”、“廉”、“耻”四大德目作为“国之四维”来看待。平心而论,齐法家的思想观念在今天仍有值得重视的价值。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探源——从先秦时期君民关系理论来看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法律思想。先秦时期君民关系理论（主要是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民本思想。西周时期就出现了＂敬德保民＂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家从不同阶级、阶层利益出发,提出了不同内容的君民关系理论,但都是提醒君主要重视民众,以民为根本,这些思想是当今＂以民为本＂理论的重要源头。     

法家功利思想推动秦国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关于制度的价值合理性的思考及其启示

法家思想推动秦国从落后走向兴盛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该思想之所以在战国的社会变革时期卓然于其他各家,并适应秦国的历史文化特点推动秦国的发展,在于其以法的手段将自己主张的宁君主公利和民众私利于一处的功利思想所设定的合理的价值取向制度化。即,制度的价值合理性是法家思想推动秦国发展的内在机制,这给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留下了启示。     

再论法律儒家化对瞿同祖“法律儒家化”之不同理解

"法律儒家化"是瞿同祖先生作出经典论述的重要命题,学界对这一命题较少异议。本文在肯定法律儒家化的前提下,基于不同的法律观和历史观,对该命题提出了诸多不同理解。本文认为瞿先生的法律观虽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仍较为偏狭,主要体现在将"礼"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以及忽略了对体现君臣关系法律的考察。体现君臣关系的法律事实上受到法家一以贯之的重要影响。此外,瞿先生夸大了"礼"的差别性,导致他对儒家和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的把握出现偏差。本文认为,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处于不断的迁流演变之中,其内部也充满了冲突和丰富性,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儒家化呈现出不同特征。法律儒家化是秦汉以至明清法律发展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其前提并非如瞿先生所论的"纯本法家",唐代法律也并未真正"一准乎礼",唐代以后法律的精神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道家判案的逻辑模式及其衡平机制

道家原省决案模式的优点在于其系统性。经由“法意所随”的把握,纯实证的、违背历史精神的决案可被合理调制。同时,动态决案调制的保障来自道家的衡平机制,其诀窍在于决案者去私。     

感悟李斯践行法家思想的一生——读《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法家学派堪称中国古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瑰宝奇葩,而秦朝无疑是法家思想的实践之地,也是法家思想人物大展身手之地。自从韩非集法家之大成,完成了法家的系统理论后,全面执行法家思想路线的就是李斯。曹昇所著《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一书,以另类的写史笔调详尽地为读者再现了李斯一生的仕途之路,以心证史般地还原了李斯在秦朝践行法家思想的奋斗史。     

“任法去私”与商鞅的政治公共理性

整部《商君书》的政治理念就是通过壹于农战而追求富国强兵,它最直接地规定了法家追求垄断和效率最大化的思想本质,确立了法家思想中公私观念的内涵。与此同时,商鞅这种强烈的功利性反倒催生出了"为天下位天下"的政治公共理性。这揭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公天下"思想,除了从黄老思想的脉络中来理解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视角和途径。     

再论法的概念

对法的概念的理解,决定着法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汉字古体字“法”透出的古人对法的理解贯穿传统中国社会,法家和儒家都将法视为工具。西方三大法学流派提出的法的概念都有其自身的缺陷,是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的产物。法人类学关于法的理解可以为中国的法学研究本土化和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研究提供一条路径。     

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

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这一开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     

儒法两家的治国主张与现代法治方略比较研究

作者将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治国主张同现代社会主义法治进行比较研究。阐释并分析了儒、法两家的治国主张及其利弊；从治国方略、治国主体、法律原则、法律内容四方面指出了儒、法两家治国主张与现代法治的原则区别；进而提出，应在加强法治建设、民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四方面，借鉴儒、法两家治国主张中的合理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