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文教学法浅议

应用写作是成人高等教育中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对于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有着实际的意义,而写作能力是工作能力和交往能力的组成因素之一.如何抓住应用文教学中的特点,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论司法警官院校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

司法警官院校承担着为监狱劳教事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使命。但是,当前司法警官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一些弊端,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对培养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目标的需求。司法警院校应用性创新人才的培养,应当变革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积极稳妥地实施全方位的教学改革。     

也谈我国的法律漏洞修复技术——基于一种司法实践的角度

众所周知,"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看到司法活动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法官的判决更是人们目光的"焦点",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我们从内心崇尚法律的权威,坚信法官依法判案,但是,实际上现有的法律并不是完美无缺,涵盖生活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当法官面对法律条文没有具体规定时,他们怎么办,他们怎样解决遇到的法律难题,怎样填补法律的漏洞以使判决具有公信力。由此,对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漏洞的填补应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     

在经验与规范之间:试验立法及其类型化——一种立法进路的提倡

立法理想与法律运行实践间背离的中国境遇,以文本法律不完全是"能用之法",且立法承诺在执法中不能全部兑现之困局为现实表征。以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和无知论的知识假设为理论支撑,采取反复试错、吸纳建议、对话商谈等自发性工具,将实践证明可行的执法经验提炼与抽象,进而升华为普遍性规则的试验立法进路,是修正建构论唯理主义立法进路并撬动当前格局的一个支点。试验立法进路以"采纳—辐射"这个简式架构为运作逻辑。目前的试验立法主要有尝试探索型试验立法、落实测试型试验立法与示范效仿型试验立法三种模式。试验立法的实践性意味着多数立法活动将建立在证据或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有望成为我国立法方法法定化的发展方向。     

走向跨界的妇女学和妇女史研究——杜芳琴先生学术贡献述略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杜芳琴先生在中国古代妇女/性别史、妇女学理论的本土探索与学科建设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考察杜芳琴先生的学术贡献,不仅可以窥见中国女性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艰辛、执着与收获,也可窥探中国大陆妇女/性别史研究发展的历程,对于总结妇女/性别史研究中的利弊得失、展望妇女/性别史研究的未来也不无裨益。     

论政府社会管理的理论依据与机制创新——基于新兴媒体时代的视角分析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为我们理解新兴媒体所构成社会空间的本质，探索政府社会管理实践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新兴媒体构建的新型文化空间，要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运作机制，提高政府的空间引导能力与空间传播能力。针对新兴媒体构筑的新型交往空间，要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调控机制，提高政府的空间执政能力与空间对话能力。针对新兴媒体构造的新型政治空间，要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动力机制，提升政府空间引导能力和空间驾驭能力。     

以整体型政府建设提升服务型政府的、效率和服务能级——基于上海市M区整体型政府建设的个案考察

十八大后新一轮政府改革应以整体型政府建设提升服务型政府的效率和服务能级。上海市M区整体型政府的实践途径主要有3个，分别是大部门制改革、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和大联动机制建设。当前3个实践途径离整体性治理的要求都存在一定距离。上海市M区整体型政府的实践对我国整体型政府建设的启示包括：加强整体性治理思想的传播，重塑政府文化；推进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流程标准化建设，提升部门间的协作能力；推进社区服务站和社区服务网站建设，促进基层整体性平台建设；借力信息技术，提升各部门的协同能力。     

高职文科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教学方法研究

高等职业教育课程目标具有三个特性,即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高等职业教育目标要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构建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文科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方法要在理工科院校“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基础上进行创新,构建既符合高职教育目标又符合文科专业特点的实践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方法.     

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从西北革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创了陕甘边根据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切实满足了人民的利益，巩固了革命根据地，推动了西北革命形势向前发展。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探索，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仍具有现实启示。     

论量刑建议的运行原理与实践疑难破解——基于公诉精密化的本土考察

在我国当前司法环境下,量刑建议制度的提倡与践行不仅可以从程序维度规范审判机关的量刑裁判权,同时也能促进公诉权的精密化,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但该制度的试点与发展也面临着体制与机制上的双重拷问,即司法体制上容易滋生检法冲突,工作机制上也与现行检察机制改革有诸多不协调之处。为减缓痹症、深化改革,未来中国量刑建议制度的完善,应完成以下逻辑转换：制约重点,从自由心证到量刑裁断;适用范围,从简单案件到争议案件;启动主体,从领导决议到主诉决定;建议方式,从概括确定到相对确定;程序参与,从检法合意到量刑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