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据立法的若干问题——从证据法理论基础角度谈我国的证据立法

近年来,证据立法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问题,尤其在立法体例、相关制度的配套建设等方面体现了不足之处。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离不开对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深入研究。我国的证据法学理论基础应该包含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司法正义价值论,从而来指导、完善当前的证据立法。     

日本裁判员制度的创设与证据法的变动

尽管将于2009年5月21日开始实施的《裁判员法》没有对证据制度作出修改，但裁判员制度的采用将间接地改变原来的证据法。本文从自白规则以及传闻证据两个方面就裁判员制度的创设给日本证据法运用带来的变化进行了阐述．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论程序公正在英美证据法中的意义

程序公正在英美证据法中具有重要意义 ,考察其程序公正观念制度、标准及来源 ,以揭示英美证据法的内在特征     

确定民事诉讼证明对象之意义

一、民事诉讼证明对象(一)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含义在我国的诉讼法学界,人们一般都把证明客体与证明对象作为相同的概念来使用。①证明对象,又称待证事实或要证事实,也有的称证明标的,或者证明客体,是指在诉讼中专门机关和当事人等(或称证明主体)必须用证据予以证明     

英国证据法中的律师特权规则及借鉴意义

在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影响之下,为了确保当事人能够自由地与其律师进行信息交流以获取合法的法律意见,英国证据法规定了律师特权规则.作为一项具体的证据规则,英国证据法中的律师特权具有丰富的内容,包括特权的适用范围、除外规定、延续性、放弃以及第二位证据等.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借鉴英国的司法理论和实践经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律师特权规则,对于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科技证据立法基本问题研究

我国的科技证据立法与法治的要求相差甚远.明确科技证据法的概念和特征,是科技证据立法的前提.我国的科技证据立法应当坚持科技证据的运用必须符合人权、伦理要求以及恢复科技证据之证据本色的科学理念,并遵循及时性、协调性以及适度鼓励科技证据运用的原则.     

对抗制的起源

由律师主导的刑事审判,即我们所谓的对抗制,是英国和像美国那样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典型特征。英美世界的刑事裁判与欧洲以及源自欧洲的制度的不同之处并不仅仅在于:我们的制度允许律师起诉和辩护——欧洲的     

现代证据法的兴起

本文对这样一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即现代证据法是从民事诉讼——律师长期以来活跃于这一领域——中发展而来的，直至律师经常性地现身于普通刑事案件的时候，现代证据法才扩展至刑事审判领域。通过运用新近获得的记录民事和刑事审判的报道册子，本文则认为现代对证据的排除性方式最早形成于刑事审判的竞技场（rough—and—tumble arena）．随着那些熟悉刑事实务的律师为其民事委托人的利益而开始对证据采用一种更富攻击性的方式．对证据的排除性方式逐渐从刑事案件扩展至民事案件。     

刑事证据伦理初论——以人道伦理观为视角

刑事证据与伦理具有密切的联系.对刑事证据法进行伦理研究,有利于确立正确的伦理观,指导刑事证据立法、理论研究并规范取证、审查和运用证据、作证、鉴定等行为.刑事证据法之人道伦理观,是指从人的本性出发,讲求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尊重人格尊严和人的道德情感的基本伦理准则和理念的总称.科学、合理和人性化的刑事证据法应体现对人性尊严、人伦亲情和人之常情的尊重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