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毒品犯罪形势与对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毒品犯罪在我国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出现了50年代禁毒运动之后从未有过的严峻形势。中国禁毒工作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多个渠道、多个途径、多个部门齐抓共管,要走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预防与严厉打击相结合的道路。     

切实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近年来，我国公共权力滥用之普遍，危害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人们清理地认识到，一切缺乏监督制约的公共权力，必定导致腐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毒品案件证据特点分析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是案件的生命,是案件的灵魂,证据是办案永恒的主题,证据的收集与运用才是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活动中的核心任务.毒品案件的特点是没有特定的报案人,没有明确的犯罪现场,无特定的侵害人和被害人,侦查方式具有特殊性.毒品案件证据的特点包括证据的相对单一性,证据的即时性,证据的易毁坏性,证据推定力的虚弱性.     

确定毒品种类需检测的毒品簇

确定嫌疑人是否吸毒及吸食毒品的种类是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必不可少的程序。毒品检验是打击毒品犯罪的一个有力工具。可用于毒品检验的方法很多,检测的物质也不尽相同。本文着重介绍用酶联放大免疫分析法所能检测的毒品簇及具体检测物质。     

运输毒品罪主观要件研究

当前,关于运输毒品罪的认定,有许多问题存在争议,特别是主观要件方面,如关于明知的认定,是否包括间接故意,主观动机和目的是不是必备要件,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对象认识错误的认定和处罚等。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对铁路公安部门打击运输毒品犯罪有点滴之借鉴。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之立法缺陷及司法完善 --从一起毒品犯罪案例谈起

持有型犯罪作为一种堵截式立法规定,其法定刑应该轻于任何一个先行犯罪和续接犯罪.现行立法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法定刑的配置不但无法贯彻罪刑相当原则,而且不利于与疑罪从轻原则相协调.在现行刑法框架下,通过重新诠释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以及疑罪从轻原则是弥补这一立法缺陷的有效途径.     

毒品案件中口供等言词证据的收集及运用

毒品案件审理过程中各类言词证据的收集,既要反对“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点,更不能片面地理解“零口供”,只有全面的掌握案件事实,运用辩证的逻辑推理,才能使言词证据成为认定毒品案件的可靠手段。即:做好毒品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口供)的讯问笔录;全面收集证人证言;对查获的毒品交专门机构做出定性鉴定结论;言词证据应由实物证据来检验;严禁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言词证据。     

政府信息公开权利滥用及其应对

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出现的行政相对人长期、大量反复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为,实践中将此类申请界定为"政府信息公开权利滥用"或者"知情权滥用"。以"陆红霞案"为代表的个案认定,并未很好解决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与诉权之间界限不清的问题。     

约见权须依法行使不得滥用

约见权既是法律赋予人大代表的一项权利,也是执行代表职务的一种手段。《代表法》第二十二条对这一权利的行使有明确规定,人大代表行使约见权必须依法有序进行,否则就是监督权滥用。一是约见的组织规定。代表约见应由"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约见须经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同意和统筹安排,代表不能自行其是,直接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约见要求。二是约见的时间规定。代表约见是在"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     

毒品犯罪死刑制度的发展与国情

毒品犯罪死刑制度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强化——受到节制＂的发展历程;在毒品制度的多样性方面,也经历了＂多样化——单一化——多样化＂的过程;在制度的执行力方面,改革开放之前的制度执行力处于鼎盛时期,改革开放之后则有所松弛,近年来有一定的改善,但由于毒品现象的复杂化,这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毒品制度逐渐由大一统的格局走向了多样化,各地的有益探索逐渐赢得了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在毒品犯罪死刑制度与国情之间的关系方面,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毒品犯罪死刑制度与毒品犯罪的形势、国家与社会抗制毒品犯罪的能力、非刑法措施的完备性、毒品现象造成的社会危害等经验层面的因素相关;至于民众对毒品现象的态度,是经验因素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反映,与经验层面的要求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