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

企业间环境协议是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限制竞争的风险。反垄断法规制企业间环境协议，必须协调好环境目标与竞争目标的冲突。基于经济、法律与环境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整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满足特定条件的环境协议排除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豁免规则，将环境收益纳入效率抗辩的范围之内。在判断是否给予环境协议豁免时，可以对环境协议的目标、其中包含的限制行为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等内容作出审查。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也规定了环境协议豁免制度，但在豁免标准与豁免条件的设定上，既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收益的特殊性，也没有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     

“稳预期”需把握三个关键点

“六稳”是在“稳中有变”的形势下保持“稳中求进”的根本要求。“稳预期”在“六稳”中处于基础性和导向性的地位。做好“稳预期”工作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关键点:把握“稳预期”的动态内涵,强化质量导向型预期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为了在不确定的未来尽可能地规避风险、获得最大收益,借助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信息,对所关注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化做出的尽可能接近事实的预测或判断。“稳预期”是指引导广大民众对国民经济的中长期总体向好的发展趋势形成相对平稳的乐观的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的预测和判断。通常增长速度和数量规模等指标的变化很容易被观察到,历史数据和预测信息也相对容易获取,人们对其的预期容易出现明显的波动,而质量效益指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人们对其的预期也相对稳定。     

个人隐私信息公开豁免的双重界限

个人隐私公开豁免条款兼具定义规范和权限规范的双重特征,定义规范确定了条款的适用范围,个人隐私定义本身构成公开豁免的内在界限;权限规范赋予行政机关对何为"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裁量权限,公共利益的判准成为公开豁免的外在界限,双重界限的背后是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取舍。大数据时代中传统隐私权转向信息性隐私权的同时,界定"个人隐私"概念的关键应从"隐私"转向"识别"。在类型学和隐私保护领域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在识别后果不同的"个人隐私"与重要性不同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基于比例原则的精细化利益衡量,才能发挥该条款的规范功能和实用价值。     

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在我国,检察机关既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也直接影响着其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继而会影响环境公益诉讼工作的进展。当前,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角色定位应当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目的保持一致,需要在两类环境公益诉讼中各有侧重。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更加突出"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侧重于诉讼"原告"。     

论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的伦理向度

殡葬工作是民政工作的重要一环。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推动实现“逝有所安”这一新时代美好生活应有之义。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蕴涵着辩证审视生死、感悟生命意义的生命伦理向度、保护自然环境、推行生态安葬的环境伦理向度、倡导文明祭扫、建设乡风文明的文化伦理向度。基于伦理向度对此予以综合考量,一方面有助于明确实践路径,为加强殡葬文化建设提供伦理向度的价值指引、实施手段与价值准绳,另一方面能够加深思想认识,使我们面向实际场景不断丰富殡葬伦理思想,着力构建新时代殡葬伦理文化建设新图景。殡葬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缩影,以建设发展此项工作为契机,也能有效促进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更好地推动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注重构建有效推进机制

乡村建设需要动用公共资源,全国各地村情及农民需求差异大,要确保乡村建设取得实效,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构建一个有效的乡村建设推进机制至关重要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等重点工作的具体意见。     

云招引计划助力高校毕业生更多更好就业

为贯彻落实中央"六稳""六保"工作部署和团省委"百校千企万岗"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项行动的要求,结合市委市政府统一工作安排,团邳州市委实施"才富邳州"大学生云招引计划,着力解决青年人才大量外流问题,招引更多大学生来邳就业创业,探索"青春留苏"邳州实践。组织云调研,搭建人才"蓄水池"。对接市人社局、教育局,成立工作专班,开设大学生招引服务热线,建立邳州籍大学生信息数据库。联动市企业团工委,突出服务主导产业,收集完善企业用工信息。     

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