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

中国新颁行的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实物证据的鉴真制度。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尽管确立了“保管链条的证明”方法，但强调通过对各种“笔录类证据”的形式审查，来验证实物证据在来源、收集、提取、制作、保管等各个环节上的可靠性。刑事证据规定还针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分别确立了鉴真规则。鉴真制度要得到有效的实施，需要司法改革的决策者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侦诉关系改革、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有效实施排除规则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关于强奸罪取证难问题的探讨

强奸案的取证难一直是检察机关探讨的问题，我们审查证据认定事实的时候，既不能让真正的罪犯逃脱惩罚，也不能让无辜的好人遭受冤枉，这一切都有待于证据的有效性。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的思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刍议

由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成为了刑事诉讼研究的一大热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促进公平正义、维护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推行却困难重重。通过对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确存在某些立法缺陷，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予以完善。     

法院职权调查证据的程序意义与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法院调查证据的权力越来越萎缩,给司法发现正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其实,法院依据职权调查证据是法官自由评价证据作出公正的判决所必需的手段。在我国,需要通过完善法院职权调查证据的程序以及规范取证方法等来保障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力并防止其权力滥用。     

浅议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和预防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节节攀升，成胁着我国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青少年犯罪，除了青少年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外，更涉及社会制度、学校、家庭管理等各个层面。只有通过完善社会制度、加强青少年素质教育、改善社会风气等，才能达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目的。     

论量刑证据独立性的基础

受同态复仇的量刑模式影响，法定化量刑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存在。其导致刑事审判基本多集中于如何定罪，形成了服务于定罪，以定罪证明为中心的传统刑事证据法。量刑的精细化和传播的大众化，使得量刑公正和量刑均衡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从而为量刑证据从幕后走向台前提供历史机遇。量刑的目标追求和指导原则是量刑事实特殊性的基础．量刑事实构成的...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类型区分及其规范意义，在理论上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其在法律和法学上都具有普遍的基础性，尤其对中国问题具有特别的针对性。界分这两类证据的基本标准是，在证明逻辑上看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是否具有“生成”意义上的证据相关性，有则为实质证据，无则为辅助证据。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区分这两类证据的规范意义在于，能够较为具体地说明与刑事诉讼有关的许多职权行为应有的合理证据规范，以及中国在刑事证据运用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应有的法律变革。今后，应当在理论上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在立法尤其是法律解释上明确这两类证据的区分并对其运用进行合理规范。     

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中国证据立法遵循了一种以限制证据的证明力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即“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理念。证据法不仅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确立了一些限制性规 则，而且对认定案件事实确立了一些客观化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据理念的出现，与立法者对证据真实性的优先考虑、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刑事诉讼的纠问化、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化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证据理念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活动，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却带来了一系列弊端。要推动中国证据立法的健康发展，需要对“新法定证据主义”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进行理论清理，并创造条件消除促成这一证据理念产生的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     

讯问中的情感感化方法研究综述

在讯问实践中，侦查人员所使用的各种讯问方法中，情感感化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而且实际功效也是非常明显的。情感感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讯问方法，有其自身特有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效地运用情感感化方法，能够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口供，挖掘出新的线索，查清案件事实。然而，已有文献资料对情感感化的论述比较粗略，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剖析，多是一些经验性的总结，尤其是在情感感化具体方法这块比较空白，对该方法的实用价值评估过低。     

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思考简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形成行动中的共识.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是法治精神的底线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改变观念,检视当下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内外建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认定和制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