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餐饮业“谢绝自带酒水”合法性的思考

就餐饮业"谢绝自带酒水"条款及其引发的争议而言,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就事实本身并结合相关法律进行具体分析:该种经营行为本身是由经济法来调整,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而因"谢绝自带酒水"引发的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则又是另一个问题,它由民法来调整,它涉及消费服务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文主要通过消费者和经营者双方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及经济法中的正当竞争行为对餐饮业禁止自带酒水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分析,力图论证酒店谢绝消费者自带酒水之规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找到解决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平衡点,让经营者和消费者都能在法律的范围内享有自己最大的权利。     

合法性与合理性：服务行政模式下的碰撞与调适

服务行政是行政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权力运行模式，与传统意义上的秩序行政有着本质差别。服务行政作为公权力的一种形态，必然要遵守行政合法性原则，但又受到自身特性、公众需求、法律制度的影响，存在着突破合法性的张力。这就需要在准确厘清合法性、合理性关系的前提下，在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的二维标准中准确评价服务行政，寻求服务行政在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平衡点，并在法制上、司法上给予服务行政必要的支持。     

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的证明方式和证明标准

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事实与犯罪构成事实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是用于证明犯罪构成事实存在的证据法事实。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适用严格证明,与犯罪构成事实的调查相独立,确立“先行当庭调查为原则,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为例外”的调查程序。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交通处罚案件中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合法性审查

【要点】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行政诉讼证据,交管部门作出事故认定的行为不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因而不具有可诉性。但在因行政处罚提起的行政诉讼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使用时,应当依法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案情】原告:万爱玲。被告:青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0年7月4日上午7时40分,原告万爱玲驾驶鲁VD5366号红色POLO轿车在中央华府门前路南侧向西北方向倒车时,车辆尾部越过了中心线位置,闫永庆骑电动自行车自东向西驶来,因     

海外基建与东南亚的国家基础权力

近些年,中、美、日等大国陆续推出各自的海外基建支持计划.对此,在大国战略、地区竞争和全球秩序三个层面上的研究已较深入,但对东道国国家层次和次国家层次的影响还研究不足.本文在参考曼恩的国家基础权力概念和索伊佛的三条实证路径(国家能力、国家权重和次国家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基建对东道国国家基础权力之影响的分析框架.据此,本文初步分析了中国海外基建对东南亚国家基础权力的影响,着重讨论了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即基建对合法性的影响、融资模式的嫁接、东道国两难处境下的社会动员、佐米亚与国家建构,以及东道国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展现了该分析框架在理论拓展和实证研究中的潜力.     

农业部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2年第1号《农业部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已于2012年1月5日经农业部第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2月15日起施行。部长韩长赋二○一二年一月十二日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加强农业部规范性文件管理,保证规范性文件质量,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结合农业部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浅议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调解原则有利于发挥行政机关的主动性,也可以减轻法院不必要的诉讼负担,符合我国中华民族的诉讼传统,能最根本的解决纠纷,案结事了.随着对行政权力性质认识的深入以及对行政诉讼法实施多年来的实践总结,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原则已经势不可挡,虽然现在行政诉讼调解还未得到正式立法上的支撑,但已经以“和解撤诉”、“协调和解”等形式昭示天下,并且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工作成果.     

风险社会来临与政治系统合法性问题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能否为民众满足其安全需要提供有效的条件,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挑战。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又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党和政府只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民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同时,减少民众的风险和促进风险分配公正,才能巩固与拓展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公共利益”之特征界定与适用——以司法行政审判为视角

作为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关键词,"公共利益"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领域都属于重要概念。尤其在行政司法领域,"公共利益"的概念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可直接影响行政诉     

网络时代政治信任的价值与培育途径

网络的兴起构建了一种新的政治生态,它给政治信任的重塑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更好地培育政治信任,政府要通过网络来扩大公众的有序理性政治参与、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同时,注重公平等价值的实现,并推动公众的政治信任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