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判权与执行权关系的良性构建

进一步深化民事审执关系改革,应充分认识执行权的司法权本质,并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其行政性特点。因此,二者在职能配合与职责分立上,必须在立法上为执行权正名;充分认识审执兼顾,避免机械办案恶果;深化执裁分立。从执行权自身特点出发,应注重纵向上管理方式的改革,横向上构建执行官的单独序列以及推行执行警务化的试点。     

论ICSID仲裁庭对视为外国法人管辖权的扩张

国际投资争端仲裁管辖权是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机制的重要内容,是"中心"仲裁庭进行仲裁的前提条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对于视为外国国民投资者管辖权问题,《公约》规定的较为模糊和弹性,近年来,"中心"做扩大解释,导致与此相关的仲裁实践中出现扩张性管辖案例,直接挑战"中心"现有的运行机制,这种扩展性管辖在南美等一些国家甚至有泛滥的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极大负面效应。深入剖析和评价这一现象,并提出我国的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差异性社会:基于政治学层面的思考

差异性社会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客观定位。其中,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是差异性社会形成的基点;规范人的主体性行为是差异性社会的制度要求;提高人的劳动能力是差异性社会的基本任务。从政治学层面梳理差异性社会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有一定意义。     

商事信托制度的现代发展

商事信托制度发端于英美法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一制度以资产为核心,以信用为基础,是以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相分离为特点的现代财产管理制度,具有破产隔离功能、规避税负功能、制度设计灵活、信义义务标准更为宽松等优势。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商事信托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事信托制度无论在立法规则还是市场角色方面,都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论法治视野下行政决策的界定

行政决策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作为法治政府的重要活动，现代行政决策应当是正当的行政决策。一个正当的行政决策，要兼具合法性、科学性和民主性等要求，在内涵上包括决策目标、决策手段、事实基础、法律依据等四个要素，在外延上包括一系列行为。法治视野下的行政决策主要是重大行政决策，重大的标准可以通过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确认。重大行政决策需要根据其价值目标和内在要求的不同进行类型化研究。     

医源性相关的异物医疗纠纷研究

目的探讨医源性相关异物医疗纠纷特点。方法对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院1990～2003年间18例医源性相关异物残遗留案例进行分析。结果男性10例,女性8例,年龄为48天～47岁,平均27岁,医源性相关异物残遗留以县、市级医院为主,门诊、妇产科及外科多见,可以外伤后异物残留未诊断、治疗中医疗异物遗留体内、治疗机械断裂或诈病形式出现。结论与国外的情况进行比较,并提出相应预防措施。     

从《人间正道是沧桑》谈主旋律影视剧如何叫好又叫座

当今，“主旋律”影视作品长期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往往是影视剧播放之前．专业杂志好评如潮，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获得很高的评价，在每年的金鸡百花华表奖上，这样的影视片也是大赢家。可就是观众不买账，观众一听到带有主旋律作品味儿的片名就皱眉，心生反感、抵触，以至于电视台没有收视率，电影院里寥寥无几的票房也是要靠行政命令单位包场才能实现。《人间正道是沧桑》一剧的热播，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主旋律影视剧如何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其透视出的价值观，足以影响今天“哈韩”、“哈日”的年轻人。     

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文化大众化思想是毛泽东文化理论中极富特色的组成部分。从历史逻辑看,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经历了一个初生萌芽、不断形成、逐渐成熟、继续发展的递进过程。从主要内容看,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包括文化根本来源大众化、文化丰富内容的大众化、文化表现形式的大众化、文化创作主体的大众化和文化服务对象的大众化等具体内容。从时代价值而言,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众属性、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的文化权益和促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监狱领域主体与客体关系新论

监狱领域中存在行刑主体与客体、改造主体与客体等基本范畴。监狱行刑主体是监狱及其民警,行刑客体是罪犯;改造主体是罪犯,改造客体是罪犯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恶习。在行刑主客体与改造主客体这两对基本范畴之间,行刑主体与改造主体处于上、下两个不同层次,且行刑客体与改造主体是同一体,因此形成"二层次主客体联结论"。     

广告发布主体研究——基于新媒体广告的实证分析

我国在1994年制定《广告法》时,将个人排除在广告发布者之外,立法者给出的解释是:在立法当时我国禁止个人进入新闻出版行业。在以报刊、电台、电视台和出版社为主要广告发布媒体的当时,这一限制自在法理和情理之中。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个人通过私人网站、手机短信、电子邮件、BBS甚至人体经营广告业务在技术上和观念上已经被人们所接受。面对现实中大量存在的这类广告发布主体,从法学研究和法律规制的角度如何对其定性,已经成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