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世界意义与中国意涵 ——基于中日比较的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不断推进,并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为标志,确立了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结构和国家治理形态。邻国日本,早在上个世纪末启动了以"政治主导"为核心的行政改革,延续至今,强化了以内阁为中心的"国家统治"体系,国家治理结构发生较大变动。我国的国家治理改革晚于日本,但具有世界意义。     

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逻辑与困境

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逻辑是:以人性好利恶害论和历史变异观为理论基础,并根据其历史观而树立了建立秩序、富国强兵的价值目标;然后针对这一目标,从好利恶害的人性出发,推出其核心的理论内容:法治,以及法治贯彻所需要的愚民弱民、势治、术治等。根据上述分析,法家思想的困境表现在两方面:一、操作性上,君主负责过重,立法及术治均需君主完成,并对君主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而难以完成;二、价值性上,秩序与富强两目标存在内在矛盾,不可兼得,且秩序不可纯以强制而得保持。更重要的是,此两项目标泯灭了个人性和超越性的价值,而使个人毁灭、文明沦丧。     

人才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

<正>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人才。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是创意,创意来源于高素质与复合型的人才。但是目前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现状并不乐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2014年"2·26"北京讲话精神、实现北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增强北京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有力举措,是推进北京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人     

如何防止转型期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基于四种类型划分的案例比较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推进和利益的日趋多元化,如何防止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和学术问题。为全面探究转型期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发生原因,论文使用类型学研究方法对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现象进行了类型划分,从"流失阶段"和"动力来源"两个维度,将其划分为"源头自利型""源头捕获型""下游自利型""下游捕获型"四个类型,并根据每个类型的特点,选取了对应的典型性案例。通过比较上述类型及案例,发现防止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要做到:通过有效制衡制约公权力自利性;保障民众和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政策议程;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束缚;完善腐败治理体系以防止公权力被捕获。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快速城市化的产物,亟需建立起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文章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视角,界定了村改居社区的四个治理主体即基层政府、自治组织、居住人群和社会组织,认为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政府单一治理模式的特征突出、社区管理体制比较混乱、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等困境,提出基层政府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引导其他主体发展壮大并平等参与社区治理,二是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无差别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通过亲情社会的维系来重构社区认同应成为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突破口。     

“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原因分析——基于民营经济与政府的关系解读

我国近代以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民营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政府相对衰弱;而民营经济相对沉寂时,政府却较为强盛,政府和民营经济仿佛水火不容。然而,同样是强政府,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却产生了"中国经济奇迹"。究其原因,首先应归功于极具优越性的我国政治制度,其次是日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要想使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还需要在建立优效政府上下功夫。     

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分析——从消费者承受力角度

本文在重新计量中国住房消费的基础上，从消费者承受力的角度对中国居民消费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如下的事实：第一，中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远高于国际水平。中国与其他国家居民消费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第二，目前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已经接近居民经济承受力的上限。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已处于高位。第三，由于购买力不足，消费升级在中、低收入消费群体中受阻，从而将对中国未来几十年内居民消费的增长造成制约。     

把政治文化找回来——“公民文化”的理论与经验反思

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所提出的"公民文化"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因受当时特殊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存在诸多理论和经验方面的问题和技术性"漏洞"。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已经对这些理论问题和技术性错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批判,使该领域的研究回归到对政治文化更客观和更广泛的探讨中来。本文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阐述,试图说明对"公民文化"这一带有明显政治伦理价值取向的特定范畴进行理论和经验性反思的学术意义,并认为,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规范价值和经验性解释之间的张力,只有在严谨的学术规范批评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并推动学术研究的完善和发展。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的回归,为我们研究政治行为和现象,以及更深层政治制度和结构问题,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方法和理论视角。     

走出官德建设的困境

所谓官德,指的是为官者所应具有的道德要求,这既包括与其行政职权相关的职业道德,也包括可能影响行政行为的私人道德.古人云"德不厚者不可使民",在当代则是"德不厚者不可为官".但是最近有关官员失德的问题却引起人们的关注.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也说:"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