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协商困境分析——基于民主化宏观策略的思考

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宏观策略体现了该国民主化的根本方向与核心原则。中国民主化的宏观策略是一种可管理导向的积极民主化策略,这种策略给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协商实践造成了种种主客观困境,使得地方政府不能很好地举办协商活动,社会力量也不能有效地参与。为走出困境,就必须在坚持审慎而务实策略的同时,不断克服怀疑主义,建立和健全保证协商有效性的管理机制。     

大陆静脉产业园与台湾环保科技园对比研究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能源过度消耗和环境被破坏的问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台湾和大陆都以建立环保类园区的形式鼓励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对比台湾和大陆园区的发展,现阶段大陆应从明确权责关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和加强宣传四方面着手,产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地建设静脉产业园区。     

大学生求职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2570名高校毕业生的调查与实证研究,文章构建了大学生求职行为结构模型,并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了控制变量对求职行为的影响。大学生求职行为结构模型包含两个因子:职业探索和求职强度。求职行为中的职业探索在求职者的性别、年龄、学校类型、学历层次、学生干部级别、实习经历和参与就业指导情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求职行为中的求职强度在求职者的政治面貌、学校类型、学历层次、专业类别、实习经历和参与就业指导情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网络时代政治信任的价值与培育途径

网络的兴起构建了一种新的政治生态,它给政治信任的重塑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更好地培育政治信任,政府要通过网络来扩大公众的有序理性政治参与、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同时,注重公平等价值的实现,并推动公众的政治信任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     

科学调控首都人口规模

<正>北京市的人口总量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各区(县)间的人口分布也极其不平衡,中心城区集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于一体,以及其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等众多优势,强烈地吸引着各地人口和企业的聚集。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北京人口呈现超高速增长的态势,过分集中的中心城区人口与功能所造成的城市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问题正成为首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亟待破解。     

国家必然中立吗?——从《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说起

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学说成为现代人理解国家存在意义的主要方式。施米特激烈批判这一点,并将之追溯到霍布斯思想中蕴含的利维坦死亡因素——内外之分。然而,施米特过度地解读了霍布斯。主权问题是现代政治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问题,霍布斯构建利维坦的目的是带领人们走出混乱无序的战争状态,重塑有安全保障的个人自由。社会多元力量威胁着利维坦的生存,国家必须有明确裁断和强制力量才可能实现其存在的目的。唯一的区别是,霍布斯的国家不需要带有价值追求的色彩,看起来处于一种中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真正处于彻底中立的状态、不需要对价值作出裁断。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制度建设路径探索

2019年中央颁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初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与港澳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尤其在经贸合作领域,香港和广东的关系犹如“前店后厂”。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实践不同,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下的一次重大探索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有其特殊地位,粤港澳三地三种不同的关税区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法律,应在维护“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探索三地的深度融合。     

法治与善治

<正>"法治"与"善治"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里的一个重要论断,即"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政治学者对这个论断肯定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学这些年来一直关注的重要概念"善治",第一次正式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文件。在此之前,有一些文章里面出现过,但是在中共中央的决定里,"善治"这个概念还是第一次出现。我们认为,这是政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锤炼政治干部品格

正品格作为一种有关道德的行为,是长时间养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着一个人内在的基本素质,对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方式方法具有决定性作用。政治干部担负着举旗筑魂的重任,具备优秀的品格是政治干部胜任本职的根本性内在要求。要锤炼政治干部优秀的品格,就要在学习和实践上下功夫。学习是解决思维方式的问题,实践是解决行为习惯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在推进社会发     

民主制度之“踵”:家族式恩庇侍从关系与菲律宾政治

菲律宾是一个恩庇侍从关系传统深厚的国家。在菲律宾,这种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关系依托地方性的政治家族形成,呈现出菲律宾政治生活的核心特征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恩庇侍从关系的最大区别所在。在菲律宾的政治体系中,不同政治家族形成不同的恩庇侍从网络,彼此之间相互竞争,一方面使菲律宾的选举制度受到严重的削弱,选举中舞弊、欺诈和暴力盛行;另一方面又完全地替代了菲律宾的政党制度,使菲律宾的政党衰弱而碎片化,易变性极强,成为政治家族的工具,失去利益聚合的功能,使下层民众的利益无法通过政党而被吸纳到政治体系之中。正是这种独特的非正式的家族式恩庇侍从关系,在其与国家正式制度的持续性互动中削弱甚至替代了正式制度的作用和功能,从而给菲律宾的民主制度带来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