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区块链支撑网络可信身份发展的研究与探索

区块链和数字身份两个领域的融合创新,为解决传统身份认证面临的安全、隐私保护、互操作性甚至价值分配问题带来了崭新的技术途径,是非常有前景也是国际前沿的研究领域。现阶段我国在“区块链+数字身份”的应用模式上已展开研究,旨在基于权威网络可信身份,结合区块链技术应用构建“中心化签发、分布式认证”的数字身份分布式认证管理及应用服务体系,为个人及机构提供便捷的数字身份分布式服务,有利于产业生态建设,支撑数字身份线上线下一体化应用。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治交易成本及其治理

基于交易成本政治学理论,以政治合同、政治治理结构和有限理性为逻辑起点,发现公共政策的制定涵盖五大政治交易成本,即信息成本、利益博弈成本、执行监督成本、审计及不适应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这些交易成本相互交织致使政策低效或失灵。信息拥堵、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制度约束以及环境限制五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均对政治交易成本产生影响。政治交易成本的攀升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愈发困难,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有所减弱。为此,应建立有效可信的承诺机制、制订激励方案、实施授权机制、增强信誉机制、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及构建良好外部环境,以期优化公共政策的制定。     

公安高等教育可信规模理论与实践研究

根据公安高等教育规模如何与公安队伍建设与发展相适应的研究目的,文章基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研究特点,结合公安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现状,从公安院校可实现办学规模、公安高等教育需求规模以及教育系统适应度三个方面,提出了公安高等教育可信规模的概念,探讨了公安高等教育规模与公安队伍建设的适应度、数量特征以及可信规模决策的数学模型。研究表明,公安高等教育可信规模的特点体现在办学规模的生产属性、需求规模的效用属性和矛盾转换的自适应属性,从而得出,公安高等教育规模系统是一个非平衡自组织系统,可信规模的量度是高等教育系统运行状态的有效判据。     

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建

面对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决定.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决定主要建立在公共安全与生命伦理两大法理基础之上:前者侧重于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与风险规制,是一个功利性标准;而后者则侧重于对生命的尊重和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维护,主要为伦理性标准.现实中,对"野生动物"概念范畴的理...     

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一个新视角

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作为系统披露官员政策承诺与业绩报告的重要途径,既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最新趋势,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潜在优势。与选举、预算、司法审判、独立问责等官员问责机制相比,中国独特的政治架构使得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在建立公众、政务官以及常任文官之间环环紧扣的问责链,实现汇报与验证、信任与质疑、授权与审查的动态平衡,全面提升信息、激励和约束功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并最终有利于提高官员政策承诺的民意遵从度和实现程度,提升治理绩效。因此,以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完善其运行机制与配套制度应当是推进中国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首要途径。     

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懂可信可爱可敬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战略举措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经验和理论的总结,也是新时期新阶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实践性和彻底性必须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教育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唯有让马克思主义可懂可信可爱可敬,才能保障马克思主义普及化,才能加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逮捕、羁押措施的完善与证明标准的层次性研究

在我国,逮捕是一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羁押是逮捕的必然结果。逮捕与羁押不分导致逮捕证明标准过高并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借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之基础上,分离逮捕与羁押两项措施;通过论证证明标准的层次性来降低我国逮捕的证明标准(从"确实充分"到"相当理由"或"优势证据")、确立羁押的证明标准(明晰而可信的证据);并建立健全与层次性证明标准相适应的配套制度,使其自成体系,以期实现侦查效率价值与保障人权价值的平衡。     

一篇可信可感可鉴的好忆文

《鉴政沧州》2014年第23期刊发的田玉江同志口述、褚金国同志整理的《黄骅兴建第一幢楼房记忆》，读了几遍，被深深吸引，认为是一篇非常好的甚至是不可多得的回忆文章。该文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也很简单，但事小位重、文短意深。     

转变中的“强”国家——国家能力的理论逻辑及其演进

本文从梳理国家能力理论的生成、发展脉络出发,指出国家能力理论从早期的对国家自主性的强调,转向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视角,进而拓展出关于国家能力的制度基础等议题。本文力图表明,国家能力的实现本质上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自上而下、国家中心的建制进程,而且是通过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正和博弈性质的若干制度建构,在二者的良性互动中得以强化。在此基础上,现有的国家能力研究仍需要回答全球化对国家能力不同层面的影响、政党发展与国家能力的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