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占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

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当占有人享有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法律提供的救济途径。《物权法》第245条虽然规定了占有人享有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由于条文规定疏漏颇多,学界存在诸多争议,因此在实务中也少有适用。立法应对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加以完善,明确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使占有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检察公益诉讼比较研究

从世界范围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我国独创的制度。这是由“一府两院”都是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机关，均具有保护公益的职责，以及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所决定的。传统诉讼的当事人可以完整、充分、自由地行使诉讼权利，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诉权行使则需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不可以随意处分。检察机关是诉讼当事人，也是诉讼监督者，但是应当区分出庭检察官作为诉讼当事人享有的监督权利与人民检察院进行诉讼监督的不同时间节点。行政公益诉讼与一般行政诉讼在诉讼请求、是否设置第三人制度、举证责任分配、撤诉条件、类案效应等方面存在不同。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在诉讼请求、实体处分方面存在不同。检察公益诉讼与刑事公诉在诉讼职权、两造关系、二审程序等方面存在不同。与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相比，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权是有限诉权，需要履行公告程序。政府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优先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二者在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是相同的。     

论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机制的路径

目前,生态环境损害案件频繁发生,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需要及时有效解决。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首先提出了磋商机制;两年后正式颁布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再次确认了磋商机制,此协商机制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本文从建立磋商机制的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磋商机制的缺陷。针对存在的问题,将从立法层面和制度层面阐述改善的路径,包括立法建设、磋商主体的明确和补充,磋商信息的披露和公开以及磋商过程的监督。     

电子游戏山寨化现象的竞争法规制——商业外观的保护路径探析

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受到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普遍重视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在发展和实践中,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困境,制约其功能的全面发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社会治理赋予了更高层次和全新历史图景。本刊从众多来稿中精选5篇文章,编成本专题,以期为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演进和完善奉献绵薄之力。文章内容包括:电子游戏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公众的娱乐生活方式,更是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法律问题,搭便车、恶意模仿等山寨化现象侵犯了相关权利主体的合法利益,破坏了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针对苹果公司在推广苹果手机时采用捆绑用户的后续软件消费渠道,以期衍生更多的商业利益的营销模式,用户和经销商户对苹果手机"越狱"行为是否侵犯了苹果公司的版权技术保护措施进行了法理阐述,对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研判同类案例有较高的借鉴价值。"陷阱取证"在民事诉讼法中还是个全新的概念,从被侵权人是否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获取证据,到获取的证据是否可以在审判中被采用都存在着争议;完善和规范"陷阱取证"方式,促使"陷阱取证"成为被侵权人手中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利器,可以弥补被侵权人在软件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先天"的弱势地位。此外,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方面尚未形成针对其特殊性而设计的完整、有效的解决方案,亟待从诉讼证据制度上予以完善。知识产权审判"白皮书"作为人民法院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有其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助于深刻反思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普遍存在的漏洞、问题和不足。相信这些文章一定会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中的几个关系

惩罚性赔偿是侵权损害赔偿之外一项独立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其适用并不能替代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释明,要求当事人明确其赔偿请求的性质及其具体数额,进而作出相应的裁判.应当以"故意"作为惩罚性赔偿唯一主观要件.合理开支不应纳入惩罚性赔偿计算的基数,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惩罚性赔偿与罚款、罚金性质不同且具有优先受偿性,不因当事人已被处以罚款或罚金,而免除依法应当承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开展“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试点工作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在9月9日全国部分地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今天的会议,部署加快推进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非常重要。刚才,听了几个试点单位作了经验介绍,从中看到试点工作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听了很受启发和鼓舞。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同时强调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     

司法认知偏差与量化裁判中的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是司法认知偏差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受此影响法官会在量化决策时给予初始信息过多的重视,将某些随机的锚位值作为估测的起始值,导致裁判结果很不稳定,严重损害司法形象。利用广东省2015年四种代表性损害赔偿案件的统计数据,对司法情境因素、精神损害赔偿和裁判锚定效应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锚定效应的确是中国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前裁判锚定效应的发生呈现出内外有别的总体格局,影响显著的外生锚点和作用微弱的内生锚点形成强烈反差,反映出当代中国法官的尴尬处境。法官群体对外界压力和风险的系统性回应是诱发裁判锚定效应的关键因素。未来的司法体制建设应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对外生锚点的控制上,并建立有效的法官决策信息供给机制。     

对待给付风险与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合同法》第94条法定解除权不足以解决履行不能中的各种类型,如不可分之债中的部分不能与不可修复之瑕疵给付,故而需在第94条中构建履行不能之一般法定解除规范,但即便构建履行不能之一般法定解除权亦不足以排除《合同法》中的风险负担规则。就体系而言,风险负担规则并不与"以结果为导向"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相冲突。《合同法》中损害赔偿制度应贯彻过错责任原则。在此基础上,解除权、过错责任体系下的损害赔偿及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为履行障碍法中的风险分配提供了多元化手段,确保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衡平。     

论积极违反契约

1900年《德国民法典》仅规定迟延、不能两种给付障碍形态,以积极行为违反契约(瑕疵给付或违反不作为债务)时,并无明文,就其法律效果及其证成,学说上多有争议。通过对学说与判例之精细检讨,史韬伯认为,积极违反契约,应类推第286条发生损害赔偿义务,于双务契约中,应类推第326条发生解除权或主张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拒绝履行亦属积极违约之一种,债权人因此得进一步免于催告、备货之义务。     

海上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适用“受诉法院所在地”案例分析

审判实践中,我国各海事法院、一审和二审法院就海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如何适用"受诉法院所在地"问题上意见不统一。针对这一问题,通过案例分析,得出其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对比分析我国不同法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操作原则,提出将"受诉法院所在地"理解为实际审判法院或法庭所在地,根据赔偿权利人的诉求让赔偿权利人对其主张负"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举证责任,以期对这一问题在全国法院得到适用上的统一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