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非洲猪瘟假疫苗有关违法行为的通知(农办牧[2021]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兰州兽医研究所。     

后冷战时代的太空军备竞赛分析

后冷战时代的太空军备竞赛业已出现,太空武器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美国谋求太空霸权,企图实现太空控制战略;同时,太空缺乏危机管控协调机制,使得太空军备竞赛容易引发太空战.太空战不仅会危害太空的可持续利用,也会引发核战风险,导致灾难性后果.国际社会为阻止军备竞赛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是因美国反对太空军备控制,太空军控谈判陷入僵局.太空军备竞赛无法遏制,太空军备控制前景渺茫,太空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太空军备竞赛的最好办法.     

剖析企业三大管理体系

近日,国资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再提央企要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这距离2012年国资委发布有关内部控制建设的通知,已经7年。其间,国资委2018年发布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加上国资委2006年后一直在推行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企业已有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三套管理体系。如何看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内部控制(内控)与合规管理(合规)的关系,成为所有企业风险管控领导者及从业者的一大难题。     

法医精神病鉴定质量控制对策研究

法医精神病鉴定是一种经验型或技能型鉴定类型,大多数鉴定项目只能依靠鉴定人的经验进行判断,质量控制更显重要。遗憾的是,目前该专业并未像其他法医类鉴定那样实行认证认可制度,质量控制手段不多。为有效保障鉴定质量,必须围绕鉴定意见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或环节进行过程控制与监督,重点关注“人、机、料、法、环”等要素。为此,建议在该行业内逐步恢复认证认可制度,完善质量体系建设,运用好各种内外部质量控制方法,严格把关鉴定人准入,实行鉴定人执业分类管理、强化鉴定人执业能力考核,以规范行业鉴定活动,维护行业司法鉴定的公信力。     

数据驱动时代的数据隐私保护——从个人控制到数据控制者信义义务

在数据驱动时代,个人数据隐私引发广泛的担忧。基于个人具有隐私自我管理能力的假定,立法者建构了一套沿袭传统个人主义隐私观的数据隐私保护法律框架。这种强调个人控制的立法取向高估了个人在数据实践中的自治能力,难以应对数据时代的隐私挑战。可考虑将信义义务引入新型的数据关系之中,要求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其他智能交通服务提供者以及数据驱动的其他商业场景中的数据控制者以数据受托人身份管理或处分其占有的个人数据,强化其数据受托职责,以弥补个人在隐私管理中的能力不足。     

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

在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处理上,存在分离模式与贯通模式两种类型。我国当前的处理方式应归入分离模式,该模式的缺陷在于,不仅教义学理论的构建缺乏刑事政策上的目标指引,而且刑事政策的运作可能突破教义学的体系性逻辑。为克服这种缺陷,我国有必要改采贯通模式,将刑事政策的目的性设定与法教义学的构建相贯通。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能够合理地解决体系的自主性与应变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使得犯罪论的构建不再以应罚性作为主导,而以需罚性作为主导,由此重塑犯罪阶层体系。刑法体系的功能化发展,易于对法的客观性与统一性形成冲击,并对个体自由的保障构成威胁。这样的危险根源于其方法论上的目的性思维。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二元性的规制框架,即通过刑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与合宪性的外部控制来实现对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正当性控制。     

协议控制:公司控制权的“不战而战”

上一期谈了创始人守卫公司控制权的三种打法。这三种打法,轻则伤筋动骨,重则两败俱伤。如果提前做好谋划,那么,创始人则能避免可能发生的很多冲突。章程与控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我们常看到“控股股东”的表述。比如,《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禁止关联交易、《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关于股东清算责任的规定。我们对此理解的是谁股权多谁就控股。但是,在公司发展中,出现了协议控制、特别表决权、同股不同权的双重股权架构等控制公司的方式。也就是说,不是谁的股权多谁就当然地控制了公司。     

个人信息保护进路的伦理审视

当前的个人信息保护进路可以归为两类:分享优先与控制优先.整体而言,这两种保护进路的共识多于分歧,都力求兼顾各方利益,反对极端主张.在实践中普遍应用的场景主义规制决定了是分享优先还是控制优先的进路之争会在各个场景出现,最终导致具体规则的随机、多元甚至矛盾.为了形成稳固、统一的价值逻辑以及为构建合理的新秩序提供正当性支持,需要从伦理层面审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进路:首先对两种进路予以底线伦理审查,判定两者是否有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其次考察两种进路对信息主体、信息共有人、非信息共有人这3类群体以及对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环境和谐、文化繁荣这4项社会发展目标的影响,从而选择在伦理上更具正当性的保护进路.     

社会风险控制抑或个人权益保护——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两个维度

个人信息在《民法典》中被确认为一种人格法益,在理论和立法上确立了我国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面向。个人权益保护成为构建和理解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维度和线索。由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公共目标和功能可能被个人私益保护的进路所覆盖或消解,因此有必要将社会风险控制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维度来对待。社会风险控制一直是电子化时代个人数据保护的基础性目的,它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动态构建作用。社会风险控制和个人权益保护两种进路在相关基础问题上出现分歧,如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基础关系、一般性保护与场景化保护以及本权与保护权的关系等。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过程中,社会风险控制进路有助于合理解读和执行法律,把握风险大小与控制措施的合理匹配,以及在平衡相关立法价值的前提下,释放信息的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