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与行政之恶——读《揭开行政之恶》

行政之恶是普遍存在于各类复杂组织中的社会现象,而现代社会中的技术理性及其文化是诱发行政之恶的重要源头.遵循为邪恶去名、道德的错位、去人性化、肮脏的手、服从的铁律、战略性忽视及“防火墙”的坍塌等逻辑,行政之恶被制造出来,也戴上了厚重的面具.防范和抵制行政之恶,必须明确技术理性的限度,建构社会公共伦理,探索和发展合作治理,强化公共行政的伦理精神等.     

当代国外转型国家行政改革研究的创新之作——《转型时期俄罗斯行政改革研究》评述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在当今中国的行政管理学界，对国外行政改革的研究多集中在英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之下，关于当代俄罗斯行政改革的研究却很少。也许，在有些人看来，俄罗斯在管理上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政府行政上也是如此，现代的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诞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只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就够了，没有必要去研究和了解俄罗斯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改革。事实上，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对行政问责模式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自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理论研究者大都反思了同体问责的现实及其缺陷，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但并没有去检视异体问责主张的问题脉络与现实困境，也没有分析异体问责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发展限度等。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问责模式，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在行动结构、内容与程序、可控性和精神气质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同体问责是在政府内部分配问责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异体问责使政府接受外部的监督和控制，为宪政问责创造条件。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很难避免“官官相护”的弊病。异体问责是值得期待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扰同体问责的权力合谋的问题，同样也会困扰形式上的并体。对于有效的问责制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应当向谁负责，以及谁来对他们进行问责；为什么问责制没有得到落实，问责者没有行动起来，其激励和动力在哪里。答案就是，只有切实保障问责者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并使之得到真正的发展。     

监督权的内在贫困及其理论建构

监督权是一种派生性权力,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意味着一个独特的交易结构.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监督权是一种具有内在贫困性的权力.发展和完善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必须要促进权力监督体系的发展,其基本问题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即必须强化对监督权地位的制度保障,尤其是保障监督权的独立性;打破执行机构的信息封闭,平抑其信息优势,消除信息不对称;赋予广泛的监督职权和行动资源,提高监督能力,特别是赋予其一定的制裁或惩罚权;强化对监督权的激励和监督,使监督收益内在化,提升监督动力,增加对监瞥者的保护.     

理性对话与权利博弈: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比较分析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协商民主进入阔步发展的新阶段。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根据不同的逻辑和路线并行发展,共同谱写了新时代协商民主的"二重奏"。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在参与人员、协商议题、组织过程和协商成果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其中政协协商的核心是专业精英之间的理性对话,而基层协商则意味着基层社会中个人权利的直接博弈。这些差异提供了理解协商民主以及运作情境的重要维度,也是深入把脉协商民主发展前景所不可忽略的基本事实。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完善,应当坚持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两驾马车",注意到协商民主技术应用的领域及其限制,着眼于"代表性"和"协商性"形成不同的发展策略,促进两种协商形式的融合和互补,健全新时代协商议政的新格局。     

权力的恣意与权利的贫困:建构和谐社会的二维分析

权力的恣意与权利的贫困是社会不和谐的两个根本原因,两者共同决定了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平衡状况,并导致社会关系的不和谐。因此,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必须强化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约束权力的恣意,并增进权利保护,强化权利救济,促进权利落实。     

行政责任的制度困境分析

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必须为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和结果承担广泛的责任.然而,由于公共行政本身的性质和特征也导致难以为其确立恰如其分的责任.各种形式的行政责任制度在建构起责任的同时,也面临着了广泛的制度困境,并导致了各种类型的责任难题.本文主要从政治性、公共性、有限性和规则至上性四个方面归纳出行政责任所面临的制度困境,并尝试建构一个理论分析的视域和框架.     

行政责任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深层反思

从多个角度考察当前行政学和法学等学科对行政责任的研究,反映出学术界对行政责任、行政理论、行政监督、政府责任等方面的研究日益兴盛。但公共行政学对行政责任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障碍性因素,如,研究中的重复率太高;行政责任研究本身非常复杂,需要得到多种学科知识的支持;理论研究者缺乏实践工作的经验知识;缺乏典型性的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等。     

协商民主的技术创新及其困境——基于西方经验的反思

综观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协商民主在操作上出现了大量的技术创新。根据组织协商的主体来划分,协商技术创新主要包括政府新增职能、政府新设机构、委托社会承办、社会组织主办和基层社区主办等类型。虽然各国各地协商技术的创新此起彼伏,但协商民主仍然难以摆脱协商性不足、成效不显著和制度化水平较低等困境,从而限制了技术创新的效用和影响。面对民主治理的严峻挑战,协商民主的技术化倾向很容易陷入为了技术而技术的迷惘,导致其与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不相匹配,出现徒有形式的低效率协商等问题。深入剖析西方协商民主技术创新的困境,为思考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公共利益与公共行政责任

公共利益的概念见仁见智,缺乏共识。公共利益提供了一个关于公共行政责任的指导性概念。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公共行政将实现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全面的根本的责任,并为此而努力创造公共价值。这样,公共利益作为一个统领性的概念,不仅对于选择集体行动的适当手段具有重要的启示,同时也为公共行政人员所面临的利益冲突和伦理选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规范价值和行动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