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有效性和可行性的政策方案的类型分析[1]

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良好的政策方案主要是由其有效性和可行性两项标准来界定的。从有效性和可行性两个维度出发,可以建构一个简化的政策方案的类型谱系。不同的政策方案处于这个类型谱系的不同位置上,具有不同程度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在政策方案的丛林中,方案之间竞争的结果主要取决于政策方案本身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但在政治的世界中,政策方案的幸存或胜出归根结底取决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博弈。     

行动者的策略及其影响要素——基于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件的分析

本文以近年来得到新闻媒体关注的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件为研究对象,综合归纳了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在申请信息公开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并分析了影响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行动策略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都是理性的行动者,他们策略性地采取行动,以实现控制信息或分享信息的目的.主要作为表达性的社会活动,公益申请行动是受到公民权利指导的.公民向政府提出信息要求权,验证了<条例>的规则,具有倒逼政府的作用.政府面对公民的申请,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和广泛的制度资源.特别是政府的创制权力提高了政府及其官员策略性应对的能力.正是由于不同的行动资源、制度地位和制度约束状况,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在信息博弈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和策略能力.     

“解辩性责任”初探

在现代社会,政府及其官员不仅要为其在行使权力中发生的过错行为承担惩戒性责任,而且要履行"解辩性责任"."解辩性责任"是对民意的积极回应,是维护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也是由政府及其官员特殊的身份、地位、职权及行动方式等决定的."解辩性责任"缺失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历史原因,也与现代政治制度及政府官员的心理与行为密切相关.履行"解辩性责任",需要树立"解辩性责任"的观念,尊重和回应民意,推进信息公开和透明,表明立场和态度,加强互动与沟通.     

利益表达、资源动员与议程设置——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性分析

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中",闹大"已经成为公民抗争的重要逻辑。本文以近年来大量具有闹大特点的社会事件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归纳了闹大的发展过程,概括和抽象了闹大的逻辑,并在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框架下,从利益表达、资源动员和议程设置三个方面对闹大的功能性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描述性分析。从利益表达的角度分析,闹大主要涉及到谁来表达、如何表达以及表达了什么的问题;从资源动员的角度分析,闹大的主要问题是动员的对象、动员过程的特征和动员的机制等问题;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分析,闹大则与公民成为问题的界定者、问题是如何引起政府官员的注意的以及由谁用什么办法来解决问题等密切相关。闹大是透视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对闹大的描述性分析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当前我国公共治理的规律和逻辑。     

信息支付与权威性行动——理解“闹决”现象的二维框架

在各种类型的社会矛盾纠纷中,公民怎样才能推动党和政府出面来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又会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去实施权威性行动?从内容上讲,形形色色的"闹决"现象实质上是一个公民参与的信息支付如何激活党和政府的权威性行动的问题。本研究以"闹决"现象为研究对象,立足于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过程,探讨了公民主体的信息支付与党和政府的权威性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首先归纳并描述了信息支付的过程、特征以及行动者的激励,接着分析了权威性行动的信息结构和基本类型,继而考察了信息支付与权威性行动之间的四种匹配关系,最后揭示了信息支付与权威性行动之间的多种紧张关系。本研究致力于理解"闹决"过程中一般性和抽象性的方面,从而为思考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问题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     

制度演化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因素——以“廉政账户”为例

制度的演化过程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制度演化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制度形成的偶然性、制度扩散的随机性及制度绩效的复杂性等。廉政账户是由中国社会严峻的腐败挑战所催生的一项地方性制度创新,从1999年创始至今,其发挥了某些反腐败方面的作用,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其演化过程也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导致廉政账户演化不确定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涉及制度层次、制度属性、制度绩效和制度情境等方面。对于廉政账户演化进程及其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可以为考察转型社会中的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具体而微的知识和洞见。     

当前行政问责制研究述评

在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研究的热潮慢慢冷却下来之前,有必要对现有的成果进行一番全面而深入的反思和检讨。文章主要从行政问责的定义、行政问责制的体系、行政问责的意义、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当中的问题和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和完善五个方面,对当前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全面的述评。并指出,在短期之内,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探讨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了,至少行政问责制的宏大理论叙事可以终结了,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所需要做的,就是对改进权力监督技术的深度研究、实证研究,以及对行政问责实践所需要的制度条件的点滴改良。当理论已经充分揭示了面对的问题之后,剩下的工作将主要交给实践者了。     

象征性行动与制度实施——以公民申请财政信息公开事件为例

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以政府财政信息为指向的公民申请信息公开行动引起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些以公民名义提起的象征性行动主要目的是检验《条例》及其规则的效力,向政府及其官员施加信息公开的压力。象征性行动表明了实现信息公开的实质性目标的障碍,体现了公民的行动策略及多元目标诉求,也具有权利表达、厘定政府责任并重构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多重意义。在申请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公民成为《条例》的实施者,具有推动信息公开的良好激励,而且公民申请实践也推动了制度的变迁。     

劳工权利的多元博弈及其困局

劳工权益保障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劳工权利保障主要涉及到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元主体之间的博弈:政府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平衡资本利益、政绩需要和劳工权利的矛盾；企业则由于资本的强势权力而表现出对劳工权利的漠视和践踏；劳动者是弱势群体,缺乏组织,维权的成本很高,限制很多.这些构成当前劳工权力保障的现实困局.     

刚柔相济的治理工具及其治理优势 ——以行政约谈为例

良好的治理有赖于适宜的治理工具。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工具,行政约谈具有"刚性"与"柔性"两个不同方面的技术禀赋,在不同治理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发挥了特殊的治理功能。本文以80份约谈案例的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ROST NAT和Nvivo软件,从多个维度呈现行政约谈在不同治理领域中的应用状况,分析行政约谈实践中的刚性与柔性话语,进而从主体、过程以及结果等维度剖析行政约谈的刚性和柔性及其体现,具体涉及主体的权威性和过程的协商性等,最后深入揭示了行政约谈所具有的治理优势及其效能转化逻辑,其中的核心是约谈刚柔相济的技术特性具有灵活应变的治理优势。这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行政约谈的属性及其优劣利弊,也有利于根据具体的场景选择恰当的治理工具,还可以更好地反思和谋划行政约谈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