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贷款罪司法认定中的三个问题

骗取贷款罪的司法认定,应从实质上把握该罪的构成要件。借款人虽然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但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没有受骗的情况下,应区别情况认定借款人的行为性质。对"其他严重情节"的把握,应当作限缩解释,只有在行为人所采取的欺骗手段造成贷款风险的情况下,才具有骗取贷款罪的侵害实质。在犯意转化的场合,行为人一开始的欺骗贷款行为可以转化为贷款诈骗罪。     

论公共规制中的路径选择

在现代工业社会,如何规制公共风险是立法者面临的难题。梳理两大法系国家的公共规制法律发展史发现,行政规制和司法控制是两种典型的规制路径。对于如何选择最佳路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上经历了替代性分析和互补性分析两个阶段。其中,替代性分析支持单一的规制路径,而互补性分析则主张两种路径的合作。进入21世纪后,新规制理论学派提出了公共规制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合作规制不仅是行政规制和司法控制两种路径的联合使用,还包括更为丰富的内容,倡导灵活的、综合性的规制模式,它实质上是合作规制模式的深化。中国公共规制法律顺应世界公共规制潮流,选择了合作规制模式。然而,依据新规制理论,中国的合作规制尚有待深化和转型。     

公共道德例外条款适用中相关措施目标合法性研究——基于WTO裁决机构回避策略的分析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的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牵涉面极广,其内容也相当敏感。在"美国赌博案"和"中国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中,世界贸易组织裁决机构对公共道德例外条款适用中相关措施的目标合法性问题采取了回避的策略。世界贸易组织裁决机构采取回避策略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裁决上的便利,而是为了避免陷入更深层次的理论争议。当回避的条件不存在时,世界贸易组织裁决机构应秉持"消极的美德",遵从各成员对公共道德的判断,而不应成为推行某类单一道德体系的斗士。     

垃圾短信的法律思考

被称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垃圾短信。如何通过法律来规范短信行为,防止垃圾短信的骚扰已经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跨国侵权适用损害结果地法冲突规则的合理性之辨——兼评西蒙尼德斯《<罗马条例II>与侵权冲突:错失良机》

作为欧盟统一国际私法进程的重要成果,《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以下简称"罗马II")第4条确立了非合同之债法律选择的一般规则。在西蒙尼德斯教授(Symeon C.Symeonides)看来,罗马II在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问题上"丧失了一个本可以做得更好的机会"。本文通过对罗马II的文本分析及相关理论争议来讨论跨国侵权的一般冲突规则问题。     

试论服务型政府理论对行政法治建设的指导意义

根据服务型政府理论中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以及权利本位思想,行政法的价值目标应转向促进行政机关更加有效地回应社会,回应所应承担的任务上来,而行政法的制度建构则应当以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作为逻辑起点,行政法的范围也应作出相应调整.服务型政府理论中对政府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灵活性的要求,也要求传统行政法的制度内容作出相应调整.     

我国商品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与法律调整

随着我国市场的开放，调整商品服务贸易的法律制度势在必行。在确定适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本规则的基础上，我国已作出商品零售批发业市场准入的承诺，并进行了相关的立法，确定了商业开放的形式。我国商品服务业市场开放有其自身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尚需研究解决。     

应设立“性贿赂罪“

性贿赂犯罪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它和其他贿赂罪一样 ,其实质是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但是 ,传统的贿赂犯罪的内涵、外延已无法涵盖今天包括性贿赂犯罪在内的众多贿赂形式。为加强对性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 ,应借鉴国外合理的立法模式 ,对性贿赂犯罪进行立法 ,界定性贿赂犯罪的手段及形式 ,认定性贿赂犯罪的范围。     

维护社会主义宪法尊严 保障公民科学言论自由——对“法轮功”邪教组织压制科学言论自由之法律反思

一随着揭批李洪志及其邪教组织的“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斗争不断深入 ,笔者作为一个法学研究工作者也在思考这样一“简单”的问题 :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受到何祚庥院士的点名批评之后 ,为何他不敢通过正常的途径与何教授辩论 ,而是非法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去围攻新闻单位和中南海 ,蛮不讲理地硬要杂志社收回有关言论呢 ?稍稍具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 ,不经批准组织群众集会、游行是非法的。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 ,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 ,公民有通过正当合法途径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 ,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阻挠。况且 ,从何教…     

法治文明的二元权力观解读

在对权力这一现象的研究中,不少人已开始注意到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对立冲突对于法治建设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近年来,社会权力的蓬勃发展更加强了人们对它进行深刻认识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讨论权力这一社会现象时,也肯定了权力最初起源于社会,只是当阶级分化、国家出现后,权力才集中于国家手中。因此,在建设法治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要以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和谐并存的二元权力范式来构建我们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