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儒家传统

<正>当我们梳理传统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在做一种关涉价值的工作或道德评价工作,但是如果只有这些,那种东西必然是很表面、很肤浅的。对我们传统文化也是这样。一方面当然需要正本清源,需要像秋风这样把儒家传统"去妖魔化"。其实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儒学基本上已经去妖魔化,可能还不够,这方面工作可以做。另一方面,我不赞成一种狭隘的历史主义,好像我们的文明必须是一种什么形态;我们过去是什么样,今后还应该是什么     

欧美行政法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

通过追踪美国联邦与欧洲联盟行政法的热点问题,本文探讨了欧美行政法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在全球化时代,当代行政法早已超越了传统的红灯论和绿灯论之间的狭隘对立,正在走向融合乃至趋同。如何根据国情构建适合自身需要的行政法体系、制度和过程,仍然是21世纪中国行政法学的当务之急。     

规范上访不仅是个法律问题

今年是《信访条例》颁布施行5周年。上访及其引发的诸多权力滥用现象，显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像某些专家想象的那样，只要出台一部信访法就“终结”了的。     

实现自由与秩序的良性平衡——对流浪乞讨问题的宪法学分析

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和救助管理办法的建立并没有完全解决许多城市所面临的流浪乞讨问题,因而当今中国各大城市仍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理这一问题。本文从美国对相关问题的宪政经验出发,探讨地方立法所必须遵循的宪法学原则。和美国类似,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提到乞讨或露宿的权利,但也规定了和这类问题相关的公民基本权利。结合中国和美国的相关宪政经验,本文认为政府并不是绝对不可对乞讨和露宿行为进行限制,而是必须保证这些限制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第一,它们所针对的是行为,而不是流浪者或乞丐身份。第二,政府只有在具备合法的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能限制这些行为。第三,有关规定不得为执法人员提供不受控制的自由裁量权。最后,要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必须建立独立的宪法解释机构,通过司法过程界定公民权利与地方权力的边界。     

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

此处文章的论题是作者从“认真对待宪法”这一命题中捕捉到的。事实上 ,“认真对待宪法”这个命题本身一方面反映出我国的法治尚处在启蒙的初期 ,另一方面更表明我们许多学者对于法治和宪法理解的偏颇。在一个法治国家中 ,大体不会有太多的人激情地呐喊“认真对待宪法” ,因为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 ,是一个制度本身设定的客观存在问题 ,而不是一个人们认真不认真对待的主观认识问题。作者从这感性的命题中发现理性的问题 ,可谓敏锐和深刻。一个法治社会必定是一个理性设计和操作的社会 ,而不是一个感性呼吁和激情打造的社会。中国人容易感情用事 ,结果往往导致偏激。谈论义务的时候 ,往往忽略了权利 ;谈论权利的时候 ,又往往忽略义务。谈论宪法的时候 ,又以为宪法无处不在。本文作者从所谓的“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着手 ,提出了一个所有学者都应该注意的问题 ,即公法和私法的关系究竟如何 ?公法对私法的影响与干预究竟在何时发生 ,在何种程度上发生 ?作者从较为广阔的视角对此问题展开了探讨 ,通过原理的阐释 ,制度的分析 ,经验的比较 ,实践的总结 ,最终得出了具有理论和经验依据 ,颇有说服力的立论。价值所在 ,至少对“认真对待宪法”和“宪法司法化”这样充满激情和气魄的命题提出了反向思维或全面思?     

上访体制的根源与出路

上访体制及其衍生的"截访"现象是自上而下集权体制的产物。在不改变集权模式的前提下,单靠修补《信访条例》无法解决上访问题。事实上,诸如撤销驻京办等用意良好的中央措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截访外包"等恶性现象。要根治上访现象,必须将社会治理模式从自上而下变成自下而上。最根本的是,人民必须维护宪法,保障自己的权利,尤其是宪法第34条规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法治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与欧美、澳洲相比，亚洲宪政和法治相对滞后，但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农历大年初四，新加坡国立大学组织召开了“亚洲宪政的变化版图”研讨会。除新加坡本地学者和代表中国大陆的笔者之外，还有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印度、印尼等地的学者提交论文并发言。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们来说或许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     

中国宪政的路径与局限

中国近年来的宪政发展呈现出两条路径:一条是以齐玉苓案为标志的官方路径,另一条则是以孙志刚事件为标志的民间路径。本文简要回顾两条路径所取得的主要宪政进展,并审视其成败得失,最后指出民间宪政路径的内在局限。如果国家制度结构使得不同层级的政府官员都将宪政作为对既得利益者的威胁,而非对所有人的权利保障,那么宪法将注定得不到落实;要真正落实宪法,人民自己还得站出来维护属于自己的权利。     

反思“五四” 超越“五四”

“五四”提出了民主与科学，这两点确实抓住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命脉，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确实没有民主和科学的传统，“五四”把这两个口号提出来，是非常恰到好处的。直到今天，我们的民主和科学仍然任重道远。而且，民主和科学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二者在中国的发展不相对称。科学是得到了比较长足的发展，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些落后，但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代中国宪政经验的启示

宪政改革要成功须依赖广大人民的参与和支持 1908年，中国清政府出台了第一部宪法性的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这部大纲是一部很糟糕的宪法，但它毕竟标志了中国宪政的起步，代表了从1840年以来半个多世纪思想的积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求索着民族的命运，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中国被小小的日本国打败，这对知识分子的震动尤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