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法律的道路

1997年的《哈佛法律评论》曾出版专集，以纪念“法律的道路”发表100周年。以下的译文就是纪念文献中的一篇．为波斯纳法官所作。和《法律的经济分析》联系在一起．他的名字也是法学界相当熟悉的．无庸赘述。和霍姆斯一样，波斯纳也是一位法官兼学者的人物。事实上．两者的司法哲学也是相通的：他们都赞成某种意义上的司法节制(judicialrestraint)．主张法官不要无端干涉人民代表作出立法选择的权力．不论这种主张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是否具有不同的实体结果和政治内涵。更重要的是．两者的体系是一脉相承的；或许可以不夸张地说，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正是霍姆斯所指的“法律的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从这里我们也可以领略到“法律的道路”在一个世纪以后的生命力。但是在霍姆斯宣称自己所生活的“思想的自由市场”里．无论这篇名作具有如何非凡的说服力和预见力，都不可能阻止不同意见的“挑策”。波斯纳教授的这篇短评可．以被视为对霍文中某些观点的“友善批评”。     

统一与自治——遏制野台独冶的宪法机制

2007年3月，“台独”势力提出的制定“第二共和宪法草案”的主张很值得作一番法理的分析。中央对台政策应从政府中心主义向选民中心主义转移，更多地考虑对台政策对台湾选民的影响并争取大多数选民的认同和支持。     

从宪法到宪政——司法审查制度比较研究

一、引言可以不夸张地说,20世纪是司法审查的世纪。〔1〕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目前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宪法(或基本法)文本中,已有160多个文本规定了某种形式的司法性质的宪法审查制度,而除了美国(1803年)、印度尼西亚(2003年)、阿富汗(2004年)、伊拉克(2005年)等极少数国家     

番禺垃圾选址风波，民主社会常识的普及

2009年2月4日，广州市政府发布通告，决定在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交界处，建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于2010年建成并投入运营。此举遭到番禺逾30万居民的反对。广州市番禺区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表示，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已召开会议，初步拟出五点处理措施。其中第二条为：聘请专家作全区的区域规划，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拟进行重新审视和论证；第四条为：建立科学、民主的政府决策机制，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     

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折射工会缺位

<正>半年来,富士康公司相继有十余位员工自杀,如此令人震惊的"血汗"纪录却引来了诸多无关痛痒的"分析",有的说是富士康的"企业文化"问题,因为企业内部管理实行严格的命令—服从模式,上     

礼、法与和谐——关于德治的功能主义论辩

本文以功能主义为视角,以中国历史上儒法两家论辩为素材,探讨了基本道德规范对社会秩序与和谐的作用。通过审视狭隘理性社会所遭遇的困境,尤其是"囚徒困境"及其相关的集体行动问题,笔者尝试论证"礼"所包含的社会规范对中国传统社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沿着孟子的思路,笔者主张社会和谐依托一套受到广泛遵从的有效控制成员行为的基本规范。无论是采取成文还是不成文形式,这套基本规范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宪章",而"礼"正是这么一部将传统中国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宪章。中国历史否定了不切实际的法家主义信仰,也就是通过法律调整人的利益和动机就足以维持一个狭隘理性国家。现代理性选择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困境进一步否定了法家政治方案的现实可行性。本文认为,"礼"的共同实践是培养德性的必要过程,并对于解决无所不在的"囚犯困境"、维持社会凝聚力和促进社会合作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既然"礼"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全盘否定礼制的激进主张必然削弱并最终摧毁传统社会宪章的约束力和凝聚力,并导致连绵不断的战争与混乱。文章最后讨论了"礼"的现代意义,尤其是一部"活的宪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功能。     

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

温家定在年初春节团拜会上承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如何实现个人和国家的尊严，张千帆如是说——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中国经验、问题与出路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在不同时期呈现相异的经验与问题。1949年到1990年代初的财政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权分配大起大落,缺乏稳定的法律规范。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虽然基本实现了预设的目标,但仍然存在没有解决税制不平等并且按税种划分收入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等问题,虽然分税后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比例在整体上基本到位,但是各地财政收入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只有在诸多方面实现财税领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比如分税制的收入划分应遵循效率、公平和适应等原则;税收征管体制必须尽快立法化和司法化;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必须获得合理分配;在地方获得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界应更加明晰。     

从“人民主权”到“人权”——中国宪法学研究模式的变迁

中国宪法学研究具有五个方面相互关联的转变。宪法学过去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 ,现在正转变为一种相对中立的实证研究 ;宪法学过去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 ,肯定自己、否定别人 ,现在则对于外国的宪政理论和经验采取了更加谦虚平和的治学态度 ;宪法学过去只关注宪法文本的规定 ,现在则吸取了宪政发达国家的经验 ,强烈关注宪法文本的实际法律效力 ;宪法学过去仅注重阐释宪法文本所体现的某些抽象原则 ,现在则更关心宪法如何帮助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最后 ,宪法学过去将眼光放在“人民”、“国家”、“主权”等宏观概念 ,现在的焦点则转移到个人的宪法权利和体现于个案的宪法原则。中国宪法从“人民主权”到“人权”走过的历程 ,实际上标志着宪法学在方法论上从整体主义到个体主义的转变。这些相关转变表明 ,中国宪法学正在构建自己的以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理论体系     

宪法的用途与误用——如何看待物权法中的宪法问题

1982年宪法包含了不同性质的条款。其中许多条款在法律上具有确定的意义,因而是可以实施的;有些条款则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理想或政策取向,在法律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在宪法的适用和讨论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宪法,将宪法作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法律,仅限于适用那些在法律上可以实施的条款。我们尤其要避免将宪法作为政治攻击的工具,否则就将误用宪法并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