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厘清与借鉴

我国许多学者针对连带债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倡导建立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但在德国和日本，连带债务案件r般按照普通共同诉讼处理。基于这种认识误区，有必要对国外共同诉讼理论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精确地厘清其概念、范围及适用情形。通过对制度的厘清及比较分析，消除理论误区，为我国共同诉讼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兵团“师市合一”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以五家渠市人民代表大会为例

新疆兵团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兵团城市建设起步晚,对城市的管理实行"师市合一"模式,没有既定模式可借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提出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在这一精神指引下,如何推进六师五家渠市人大制度建设与时俱进有着时代特征和特殊意义。     

“议行合一”的社会主义性质考辨

＂议行合一＂概念由董必武首先提出,指立法和行政的机构与职权的双重合一。巴黎公社没有正式实行过议行合一原则,列宁的苏维埃政权亦如此,并且马克思恩格斯否认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它不能为议行合一提供合法性证明。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对议行合一并不认同。     

我国看守所的中立化改革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审前羁押机构——看守所——是附属于侦查机关的一个部门。西方各国的审前羁押机构有三种模式:设置于独立监狱的模式、附设于法院的看守所模式、独立监狱与警察局内的"代用监狱"并用的模式,总的趋势是看守所独立于侦查机构,具有中立性。我国看守所侦押合一体制必须改革,具体做法是归属于司法行政机构。     

党政关系的新认识

文章在客观地评析既往的"党政合一"与"党政分开"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党政分合"的第三种模式。"党政分合"的新模式,就是党政关系既分也合的关系,有分有合的关系。实行"党政分合"新模式,要求我们对原有的党政关系进行一番分开和整合的重构,该分的坚决要分,该合的坚决要合。     

“三教合一”概念的历史钩沉

三教合一常被当今学者用来总结唐代之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整体趋势,但三教合一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少出现,只是到了晚明才得到较为普遍的使用.美国学者卜正民认为在元代合三教为一观念的出现,是当时思想文化界普遍宽容气氛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那时的汉族人必须对来自草原的蒙古统治者解释什么是汉族文化.与此同时,宋元道教内丹派的兴起,也出现了三教一致的思潮,主要表现在宗教修行实践层面的三教合一,晚明心学的兴起,对致良知功夫的追求,将这一层面的三教合一推向高潮,并进一步刺激和引发了吸收三教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的各种功法教门的兴起,主张三教合一的民间宗教“三一教”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本文最后探讨了用三教合一概念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行性与可能面临的难题.     

社会系统工程视野中的捕诉关系改革

捕诉合一改革是当前检察机关机构改革的重要方面。事实上,捕诉合一改革将不仅实质改变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分工制度,也将涉及程序公正和社会对公正观念的理解,因而这项改革需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层面审视。就捕诉关系权力配置的未来而言,交给审判机关中立行使目前不具有现实性,捕诉合一还存在诸多结构不协调。合适的方案是在保持现行捕诉分离体制下,实行逮捕程序的辩护律师参与制度,从而最大化的兼顾各方权益。     

利玛窦对于晚明“三教合一”思潮的批判——兼与方以智的观点进行对比

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交流较为重要的事件,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以《天主实义》为主要文本探讨利玛窦对于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看法可知,利玛窦系统批判了“三教合一”思潮,并对其观点持否定态度,与方以智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研究利玛窦对于“三教合一”思潮的系统批判,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能够为东西方的文明对话提供一些启示.     

民商合一下民法典中商行为规则设置的比较研究

现代世界各国和地区,民商合一成为发展趋势.从最早的1881年《瑞士债务法》到最近的2009年《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其民商合一下关于商行为规则的设置各有特点,从而适应本国或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总体而言,民商合一并非是消灭商事规则,而是将商事规则通过一般化而使其上升到能够同时适用于普通人和企业的行为规则;同时,对于不能或不便一般化的商事规则,则仍然在相应法典章节中予以特殊化安排.我国在编纂民法典时,应当借鉴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先进与合理的做法,使其既体现国情,又能适应国际化发展需要.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