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的困境：福柯的权利政治观

福柯晚期对权利的强调与其早期对权利的批判立场看似难以调和,实则一脉相承,代表着超越既有权利理论的宝贵努力。一方面,他认为传统的自由主义权利虽然可以有效制约国家权力,却无力对抗规训权力这一现代权力形式,反而沦为后者附庸。另一方面,正是传统权利的这一不足,福柯期待着一种足以对抗现代权力的新型权利。此种权利具有差异性、日常性与不确定性等特点,尽管在理论层面可以消解现代权力对个体的压迫,但在现实层面,则面临实施之后权利诉求激增、社会成本加重、秩序瓦解等一系列困境,最终,这一新型权利不仅无力对抗规训,甚至将个人自由置于更大的险境之中。     

劳动关系视角下的网约用工纠纷研究

近年来,网络平台与网约工的劳动纠纷开始显现在司法实务中。面对类似纠纷,法院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尽管网约用工打破了过去"单一企业对应单一员工"的劳动关系模式,但根据现行法律,仅凭合作协议难以认定网络平台与网约工存在劳动关系。一方面应当区分网约工与网络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网络平台与其它企业进行合作、网络平台直接与网约工签订合作协议三种形式,另一方面应当在司法实践中对"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受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进行统一规范解释。最后应当在司法经验基础上根据"互联网+"背景下共享经济的特点完善劳动法。     

产品缺陷隐瞒与法人犯意认定——从丰田“召回门”事件切入

法人犯罪的成立,既需要具备客观要件,也需要具备主观要件。法人犯意的认定,不能简单地将法人雇员的犯意直接归属于法人,而应当将法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体来对待,从法人整体的组织结构、决策程序、政策文化等方面来考察其犯意内容。在涉及产品质量的犯罪中,隐瞒产品缺陷是认定法人犯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隐瞒产品缺陷是违反行业文化的悖德行为,是法人犯意认定的基础。如果所隐瞒的产品缺陷是国家法律、行业规范所明确禁止的,则悖德程度严重,足以认定存在犯意。在丰田"召回门"事件中,丰田公司之所以最终未被诉诸刑事审判,根本原因在于其并未向公众隐瞒产品缺陷。     

民间借贷服务中介的法律治理探讨

随着民间借贷市场的活跃,民间借贷服务中介机构和P2P网贷中介服务迅速兴起,民间借贷服务中介在发挥促进借贷信息对称、借贷规范化作用的同时,存在着经营主体混乱、行为规则缺乏、监管部门缺位、行业自律不足、巧立名目乱收费等问题,亟需规范管理。民间借贷服务中介需要统一管理,在主体准入条件、行为规范、行业自律、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     

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制定中的股东话语权——股东咨询性投票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金融危机蔓延全球的大背景下,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天价薪酬饱受争议,控制管理层薪酬不合理的偏高成为各国立法者的研究重点。从实证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欧美各国纷纷采用的股东咨询性投票制度,对控制管理层薪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经济学代理理论切入,对原有薪酬制定机制难以有效抑制管理层薪酬过高的原因加以探讨,能揭示股东咨询性投票制度行之有效的原因,在详细介绍欧美等国相关法律条文的同时,强调在进行该制度的移植时,应充分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目前"一股独大"的现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相关行政诉讼——一种社会权的中国实现方式

作为基本权利的社会权有不易实现之困。与西方自由主义宪法不同,中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其有诸多社会权内容,且更应注意其实现。具有法定效力、内容明确、与个人有直接法律利害关系的低层级"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权实现工具,与之相关的行政行为可提起给付类诉讼。此种诉讼的证明责任、判决形式具有与一般行政诉讼不同的特点。原告除有符合起诉条件的初步证明责任外,还需负担"直接而确切的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具有特殊内涵的法院"答复判决"不仅可避免司法权不考虑财政压力过度干预行政权的后果,还可激发以人大审议为核心的政治过程。     

论信访处理行为的可复议性——基于《信访条例》有关规定所展开的解释

认定信访处理行为可复议性的要件是存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且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可决定性。信访类型可以分为批评、建议式信访和行政救济式信访。信访处理行为是行政机关针对行政救济式信访所作出的一种处理。信访处理行为可以分为首次处理行为和第二次处理行为;第二次处理行为又可以分为重复处理行为和改变处理行为。首次处理行为、改变处理行为和撤销处理行为符合可复议性的认定要件。不履行信访处理法定职责的行为具有可复议性。当信访救济与行政复议救济发生竞合时,行政复议救济应当优先适用。     

依法规范财产申报制度

微博反腐，在2012年的网络世界中十分红火，被曝光的涉．腐人物包括“表哥”杨达才和袁占亭、“房叔”蔡彬、“房爷”周伟思等。这些人一经微博曝光，立即引发公众对其财产来源的强烈质疑，然而当公众要求公示这些官员的工资收入时，却几乎都被相关单位以“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为由拒绝，这反映出在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和正规反腐渠道的不通畅。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依法规范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公众监督。     

论澳门博彩业管制中的政府“暂时介入”简

澳门《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第44条规定了三种特殊情境下政府得暂时介入博彩企业之经营,该条款十余载间却始终遭受政府弃用.公共政策的肇因固然可解释缘何第44条难以完成从“纸面中的法”向“行动中的法”的嬗变,但分析表明,条款自身的粗陋与模糊亦是澳门政府“弃法不用”的直接原因.基于性质归属,暂时介入是行政即时强制之一种,其蕴藏弱规制与强规制手段的双重品性.依此,文章以法治政府建设的二维要素——“合法性”与“最佳性”为分析工具,对暂时介入的启动时机、启动条件、介入主体、介入程序等进行了缜密设计,希冀能为暂时介入条款的完善提供修改路径与方向.     

守法激励视角中的《环境保护法》修订与适用

法律能否得到良好实施取决于守法激励是否充分,主要涉及责任的实现条件、规范的科学性、守法能力和社会基础这四个因素。我国环境法守法激励不足,存在"执法不力,司法缺失"、"责任偏软且不科学"、"守法援助缺失"、"社会支持不足"等突出问题,故长期以来得不到良好实施。新《环境保护法》在守法激励方面有很大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应采取配套措施,予以补充完善。